紅5軍團軍團長董振堂也指責張國燾說：“在中央蘇區曾召開了蘇維埃代表會議，成立了中央政府，你又另立一個‘中央’，這算個啥？這不是跟中央鬧對立、搞分裂嗎？”（注：何鳳山《回憶周副主席兩次來到紅軍大學》）會後，紅5軍團的幹部和戰士對張國燾的反黨行為明確地表示不滿。他們提出要“單獨北上，找毛主席和黨中央去！”“如果他張國燾阻攔我們執行毛主席黨中央北上的命令，我們就跟他幹！”朱德對紅5軍團指戰員做了耐心細致的工作。他說：“要顧全大局，要講革命，講團結。四方麵軍廣大幹部戰士都是好的，是要革命的，都是我們的階級弟兄”，“要和他們搞好團結，切不要上少數人破壞團結的當。團結就是力量，隻有加強了全體紅軍的團結，才能克服一切困難，爭取革命事業的勝利！”“毛主席、黨中央已經北上抗日了，走出草地打了大勝仗，這是一條正確的路線。我們遲早要走上這條路線的。”（注：歐陽毅《朱德總司令和我們在一起》）
卓木雕會議後，張國燾在川康一帶，建立了大金省委和地方政權機關；同時還進行了一係列反中央的宣傳和組織活動。朱德也遭到張國燾的種種迫害。他先是把朱德調離總司令部，派他到徐向前的指揮部協助工作，接著指使人偷走朱德的坐騎，後又調走警衛員，撤掉門崗，使朱德的安全得不到保障。 “張國燾對總司令的蓄意刁難和政治迫害愈演愈烈。天采取種種卑鄙手段，打擊和排擠朱總司令，對朱總司令封鎖消息，文件不讓看，會議不讓參加，事情不讓過問，甚至連行動也受到限製。有一段時間，他們實際上把朱總司令變相撤了職。”（注：賈守仁《在跟隨朱德總司令的日子裏》。）
劉伯承後來回憶說：“我和朱德總司令在草地的時候，張國燾對我們是卑視、汙辱的。我不如總司令，我是暴躁的，時常不給張國燾留一點餘地。總司令勸我：這樣是要不得的。”（劉白羽《大海——記朱德同誌》第261頁。））
有一天，劉伯承對朱德說：“看來情況越來越嚴重，他們要逮捕人，不知他有沒有這個決心？”
朱德苦笑了一下說：“人家大權在握，有可能啊。”
“我們生是共產黨的人，死是共產黨的鬼！沒什麼了不起的。”劉伯承突然嚴肅地問：“你有幾支槍？” “一支小手槍，兩支駁殼槍。你呢？”“5支。”（注：楊國宇等《劉伯承軍事生涯》第116頁）
朱總司令沉思了一陣說：“過去在軍閥混戰時，死是不值得的。現在為黨的利益奮鬥而死，是可以的。當然，個人是無所謂的，可是任事情這樣演變下去，對整個革命不利呀！”（劉白羽《大海——記朱德同誌》第261頁。）
朱德、劉伯承當時處境的艱難和危險由此可見一斑。劉伯承後來回憶說：“張國燾待我們如同俘虜。我們能脫險出來，是很大的幸運。這一年的生活是很痛苦、很困難的。”（楊國宇等《劉伯承軍事生涯》第116頁）“朱總司令在這樣的境遇下，堅持了毛主席黨內鬥爭的正確方針，表現了堅定的政治原則性。”（劉伯承《回顧長征》）1941年9月，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回憶他同張國燾鬥爭時說：“我在1935年在川西北與張國燾爭論時，他說黨的委員會的委員要服從書記，就是說，西北中央局委員要服從張國燾。我便說明書記要服從委員會的決議，否則便要取消資格，用黨的組織原則來說服同誌們。” （陳友群《力挽狂瀾，反對分裂——記長征中朱德反對張國燾的鬥爭》。） 朱德“臨大節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誌堅如鋼”，不愧一代名將，一代師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