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敵陳繼承縱隊從宣化店向七裏坪開進，有抄襲紅四方麵軍後路的企圖。敵後續部隊又紛至遝來，紅軍繼續堅持當時陣地已十分不利。徐向前乃決定放棄紅安，轉向七裏坪地區，以5個師占領陣地，進行防禦。
15日拂曉，敵陳繼承縱隊在大批飛機掩護下，以第2師擔任主攻，向紅四方麵軍各陣地發起猖狂的進攻。同時，敵又以神槍手專打紅軍指揮員和機槍射手。戰鬥開始不久，不少紅軍指揮員和機槍手就傷亡了。紅軍與敵激戰至中午，敵仰攻勢頭略減。徐向前令主力紅軍5個師集中出擊，向敵展開了勇猛的反擊。數萬紅軍指戰員高喊著“報仇！報仇！”，揮舞著大刀衝入敵群廝殺。血，在空中飛濺；血，在陣地上流淌；血，染紅了岩石，染紅了茅草，染紅了山崗，染紅了柳林河水！這場惡戰至日薄西山時分，紅軍終於突破敵正麵陣地，越過倒水河，向縱深發展。敵第2師全線敗退，紅軍乘勝向前推進八、九裏，直插白馬河，占領敵第2師指揮所，接近陳繼承縱隊司令部。敵第3師急起策應第2師，固守陣地。紅軍與敵第2、3兩師血戰徹夜。至拂曉，紅軍因兵力不足，無法突破敵縱深防線。如果相持下去，於紅軍不利，徐向前遂令紅軍停止進攻，撤回倒水河東。此役敵第2師被打垮，斃敵團長6人，國民黨軍傷亡慘重。紅軍也付出了傷亡約2000人的代價，黃安獨立師師長曾中生腳後跟負重傷。
紅四方麵軍在馮壽二、七裏坪與敵兩次激戰，發揚了英勇頑強的戰鬥作風，斃傷敵官兵5000餘人，繳槍3000多支。重創敵第2、4師。由於未予敵主力之一路以殲滅性打擊，因此沒能扭轉紅四方麵軍繼續處於極為被動的地位，這無疑是張國燾對形勢的錯誤估計，對反“圍剿”的毫無準備，一意孤行，堅持以疲勞之師進行“不停頓地進攻”的錯誤軍事方針，拒絕徐向前、陳昌浩等關於集結主力休整待機的正確建議，而給紅軍造成的嚴重災難。可是，張國燾此時又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認為“國民黨動員任何多的軍隊，都不堪我軍一擊，國民黨主力軍已損失過半，以鄂豫皖為中心的國民黨第四次‘圍剿’已經走入失敗地位。”（於吉楠《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64頁。）另一方麵，張國燾在軍隊和地方上仍然喪心病狂地繼續推行錯誤的“肅反”政策，不斷捕殺紅軍指戰員和地方幹部，大搞懲辦主義。不僅士兵，就是師一級的指揮員，對他稍有冒犯，便是一頓毒打。甚至，張國燾為達到完全奪取紅四方麵軍領導權的目的，為了整倒總指揮徐向前，搞到徐向前的所謂“反革命”材料，竟不向正在七裏坪前線指揮數萬紅軍與強敵血戰的總指揮徐向前打一聲招呼，就下令逮捕了徐向前的妻子、農民暴動的積極分子、共產黨員、蘇維埃地方婦女工作幹部程訓暄；同時被捕的還有紅11師師長王樹聲的妹妹等一批人。程訓暄被張國燾扣上“改組派”的帽子，遭受了嚴刑毒打，“打得不成樣子，都沒有什麼口供，相當堅強。”（徐向前：《曆史的回顧》第162—163頁。）最後，程訓暄等一批人，被張國燾下令殺害了。1937年，徐向前在延安問當年的保衛局局長周純全：“為什麼把我老婆抓去殺了，她有什麼罪過？”周純全回答說：“沒什麼罪過，抓她就是為了搞你的材料嘛！”（徐向前：《曆史的回顧》第162—163頁。）無疑地說，這些都造成了紅軍幹部中的恐慌心理。由於張國燾推行罪惡的“大肅反”和一整套“左”傾錯誤政策，因而極大地損傷了鄂豫皖根據地黨政軍民的元氣，這也毋容置疑地是造成第四次反“圍剿”開始時失利的重要原因。
紅四方麵軍在七裏坪倒水河東與敵對峙三天後，敵衛立煌縱隊占領紅安，既又北出進逼七裏坪。8月22日，敵陳繼承縱隊又分兵一部由七裏坪繞道宣化店，配合北路敵張鈁縱隊會攻新集，企圖對紅四方麵軍南北夾擊。
張國燾對敵這一行動又作了錯誤估計，8月29日，他在給中央關於黃安戰鬥的報告中，認為進攻黃安之敵軍被擊潰後，“已無鬥誌，軍閥內部又起衝突，敵經濟恐慌急劇，全國群眾革命情緒更為高漲”，“全國紅軍應趁此時機起來消滅‘圍剿’，迅速完成一省數省首先勝利”。（於吉楠《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65頁。）
紅四方麵軍在強敵麵前，前進不能，久留必怠。同時，張國燾又下令紅軍主力北上，打擊敵張鈁縱隊，保衛新集。於是，徐向前在妻子被捕，遭受毒打的情況下，奉命率軍向新集以北的胡山寨轉移。
由於張國燾錯誤軍事方針的指導，紅四方麵軍處處被動地與敵主力倉促決戰，而未能采取避強擊弱、誘敵深入，各個破敵的作戰方針，未能實行有效的運動作戰，因而招致了紅四方麵軍更大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