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間，鄂豫邊地方武裝也攻下光山縣地主圍寨20餘處，殲滅了大量的地主武裝。同時，留在皖西的紅4軍獨立團也積極活動，殲滅數股反動武裝，全團由改編時的500餘人發展到1100餘人。2月初，奉中央命令，獨立團擴編為中央教導第2師，師長肖方，政治委員王小亭，下轄兩個團。所屬第1團團長肖方（兼），政治委員王小亭（兼）；第3團團長吳精赤。並設有隨營學校、醫院。隨後，教導第2師配合霍邱南部的地方起義，並在英山土地嶺、聞家店等地擊潰敵新編第5旅，繳槍500餘支。在紅軍勝利的形勢影響下，駐六安的國民黨軍第46師營長、共產黨員魏孟賢率兩個營起義，加入紅軍中央教導第2師，魏孟賢為該師參謀長。不久，駐霍邱的國民黨軍130餘人發動兵變，投奔紅軍。
新集解放不久，鄂豫皖根據地的黨政軍領導機關先後從七裏坪遷到新集，這裏很快成了鄂豫皖蘇區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和首府。1931年2月中旬，曾中生在新集主持召開了鄂豫皖臨時特委擴大會議，宣布了中共中央的決定，正式成立了鄂豫皖特委和軍事委員會，曾中生任特委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蔡申熙、鄭行瑞為軍委副主席。曾中生代表臨時特委作了工作報告。會議總結了第一次反“圍剿”及根據地黨政建設的經驗，製定了新的鬥爭方針。會議進一步糾正了執行“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政策，提出”鞏固陣地與加強紅軍是黨的“第一任務”，“在粉碎敵人‘圍剿’之後，應有陣地向敵人進攻，在鞏固的基礎上發展革命根據地。”為執行這一任務，會議決定在加強紅軍主力建設的同時，大力加強地方武裝的建設。從補充軍7個師中選拔精銳，組成獨立團，作為開展遊擊戰爭的骨幹，其餘則編入不脫產的預備隊。另以6個教導隊和兩個連為基礎，組成軍委警衛團，由戴克敏任團長。另成立一個獨立團、兩個獨立營，在光山、羅山南部活動，攻打地主圍寨和民團。會議還就根據地建設中所麵臨的重大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提出了糾正侵犯中農利益、反富農、沒收中小工商業等過“左”政策，決定解散集體農莊，實行《臨時土地政綱》和實施細則，按人口與勞動力的標準重新分配土地；製定了發展生產、繁榮商業貿易、統一財政管理，加強糧食的收購管理等一整套建設根據地的方針和政策，扭轉了“左”傾錯誤給鄂豫皖根據地造成的混亂局麵。為了培養更多的群眾武裝幹部和紅軍幹部，曾中生根據與會代表的意見，決定創辦四個教導隊，還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軍事政治學校第四分校，並親自出任校長。
隨著發第一次“圍剿”的勝利，鄂豫皖蘇區軍民在曾中生領導下，三個蘇區都普遍按人口與勞力標準分配了土地，建立與鞏固了蘇維埃政權；廢除了苛捐雜稅，改善了工農生活；相繼解散了過去在群眾中有一定影響的紅槍會、大刀會、聯莊會、剿共會等組織，使鄂豫皖根據地出現了一派安定繁榮的景象。曾中生受到鄂豫皖蘇區軍民的熱烈擁護。根據地人民積極慰勞紅軍，大搞春耕生產，踴躍參加紅軍，懲處反動地主，擴大革命群眾組織和地方武裝。根據地出現了百廢俱興的良好局麵。受命於危難之中的曾中生，除了一手抓反“圍剿”的鬥爭，一手抓糾正“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政策，促進根據地各項建設的發展，還以相當的精力，糾正冤假錯案，為受委屈的同誌平反昭雪，充分體現了黨的實事求是思想。原六安中心縣委書記舒傳賢在薑鏡堂任皖西特委書記之初，被薑鏡堂以所謂“妥協改組派”、“個人包辦”、“感情用事”等罪名開除了黨籍，受到不公正待遇。曾中生了解到這些情況後，親自過問此事，強調解決政策問題而不追究個人的責任，糾正了皖西特委對舒傳賢的錯誤處分，恢複了他的黨籍和黨內外一切職務。曾中生到鄂豫皖根據地後采取的一係列撥亂反正措施，在政治上經濟上鞏固根據地、安定人心方麵起了重大的積極作用。他卓有成效的忘我工作，贏得了鄂豫皖蘇區黨政軍和人民的充分信任和擁護。徐向前讚揚他說：“尤其是曾中生同誌來擔任鄂豫皖特委書記、軍委主席，相當得力。這位同誌，有戰略頭腦，工作實際，善於總結經驗，也能團結同誌。在反‘圍剿’的關鍵時刻到來，掌握全局，開展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根據地遠離黨中央，獨立性大主要領導人的選擇特別重要。”（注：徐向前《曆史的回顧》第138—139頁。）
2月中旬，紅4軍在新集召開黨代會，傳達貫徹特委擴大會議精神。會後，曠繼勳、餘篤三、徐向前、曹大駿根據特委書記曾中生的指示，決定西出平漢路，采取“飄忽戰略”，趁敵人的不備突擊敵人，使敵人的軍事布置處於被動的地位，誘敵出陣而消滅之。”2月下旬，紅4軍第10、11師向平漢路信陽段至廣水段進擊。經兩天跋涉，主力進至武勝關路東的三裏城一帶，積極尋找戰機，準備殲滅敵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