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索夫教授走到地圖前麵，拿起指示棒指著東歐波蘭一帶說“諸位請看，蘇聯現在的國境線是在原波蘭境內的布格河一線。以布格河為界，蘇德2國的軍隊隔河相望，各據一方。由於蘇聯國境線向西推移，致使希特勒的軍隊一旦真的向東進犯時，就不是從納爾瓦——明斯克、基輔一線開始，而必須從更西方幾百公裏的布格河一線上開始。”
石原歎道：“斯大林真是老謀深算那！他的戰略意圖很明確，就是要在戰爭開始前，爭取盡可能多地快速擴張新領土，建立一個緩衝地區。這樣，即使戰爭開始時吃些虧，也無妨大局，因為損失的國土並不是蘇聯原來固有的國土。”
斯波行雄中佐問：“不對呀？蘇軍既然要對德采取戰略進攻的態勢，就必然要大量調動軍隊，可是據我們掌握的情報，迄今為止，一些蘇聯軍事單位，隻是出於訓練目的，而向邊境地區移駐了少量的軍隊啊。”
“閣下，這隻能說明蘇軍的欺騙戰術很成功。是的，大白天，公開行軍的隻是蘇軍的二、三流部隊，裝備的武器陳舊、落後，大部分還是一次大戰時的武器。可是夜間，精銳部隊都裝載在悶罐車內，悄悄地運往國境線。”
“孫子兵法上說，‘瞞天過海’，斯波君，難道你不懂嗎？”
土肥原不滿地斥道。
“斯大林打箅何時發動進攻？”阪垣問。
“這，可不好說。諸位閣下想必知道，斯大林是個很神經質的人，他考慮問題，做出決定，往往是把自己關在寂靜的辦公室裏，一邊抽煙鬥、一邊思考，在各類文件上簽字。通常他向辦公室的一方走20步，再朝另一方向走20步，一個決定便作出了。雖然他也會召集各相關人員來會議，但是他早已胸有成竹，開會隻不過是一個形式，走一走過場，他根本沒有西方那種民主作風，獨斷專行才是他一慣的作派。”
“斯大林是個瘋子，他在思想與行動、理論與實踐上是不匹配、不一致的。難怪西方理論界說他最大的錯誤是‘說一套，做一套’。” 土肥原“嘿、嘿”地笑著。
“不，不是這樣的，這是個誤解！”弗洛伊索夫教授激烈地反駁“斯大林從年輕時成為一名布爾什維克、一位職業革命家起，就鑽研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獻身這份事業的過程中，他產生了這樣的信念：他命中注定要領導俄國，他要使俄國安全、強大，他要創造一個新社會——為此作出怎樣的犧牲都不過分。 圍繞‘在一國首先建成社會主義’的理想藍圖，他推行了一係列政策，開展了全國工業化和農村集體化運動，實施了一個又一個5年計劃，以及政治清洗運動——凡是反對他或懷疑這個曆史藍圖能夠實現的人，都是他的敵人。在這個過程中，斯大林體製逐步形成。
‘一國社會主義’是斯大林模式的理論基石，是在20年代聯共(布)黨內大論戰中提出和確立的。應該客觀的說，它作為一種政治口號，對調動人民群眾積極性，確實起過重要作用，也使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在異乎尋常的沉重代價下得以開展並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這套理論體係本身蘊含了一係列原則性的錯誤，決定了蘇聯從一開始就走上了歧路。不過，斯大林體製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俄國曆史傳統和社會環境的產物。
俄羅斯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呢？英國曆史學家伊恩·格雷則曾經說過：斯大林統治中那些與西方格格不入的部分，根子就在俄國已經存在了幾百年的曆史和觀念，它們作為俄國傳統的一部分被斯大林接過來了。這一傳統中最重要的包括：國家至高無上；君主是國家的化身，享有絕對權力，它能籠罩所有臣民的生命、財產和思想；自感易受傷害；層層保密，疑慮重重；優越感，以救世主自居。在伊凡雷帝統治時期到過俄國的西方遊客就已指出過這些特點，因此，他們認為俄國曆史有連續性，甚至是一成不變的。
曆代俄國人關心的首要問題是抵禦外來入侵，保家衛國。公元9世紀，一些部落以基輔為中心，結成一個大公國，這就是最早的俄羅斯國家：基輔羅斯。它存在了大約350年。俄羅斯人不斷麵臨貝琴涅戈人、庫曼人、日爾曼人、立陶宛人和拉脫維亞人的劫掠。到了13世紀，成吉思汗的騎兵來了。之後200年裏，蒙古人的殘暴統治，大規模的酷刑、死刑在俄國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