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人飲茶講究一個‘早’字，天不亮就得上茶樓。”
“要多早？”諶容有點大丈夫氣概，從來是不怕嚇的。
“多早？早晨四點鍾起床。”
“我當有多早呢。”諶容滿不在意地笑了笑。
“可能叫不到車，得跑路去，從三元裏礦泉別墅到惠如樓，是很遠的。”我故意把“困難”說大些。
“哼，跑路怕啥。”這個諶容是難不倒的。她想了想，竟忽然提議，“明天早上，咱們把楊太太也拉上，按你講的路線，我們不是剛好從迎賓館經過嗎！”
“不要，不要。”我急忙說，“天太早，事先又沒同她打招呼。”
“你別擔心，”諶容瞧瞧我，“楊老太太對什麼都感興趣，到時我去叫她，她一定會去的。”
十二月十九日一早，我陪諶容、戴厚英、葉蔚林、南丁等同誌搭車到解放北路，然後向惠如樓走去。經過迎賓館，諶容、戴厚英真地進去叫醒了楊沫，楊沫也真地答應去。諶容走出來說：
“楊大姐我們先去‘占位’，她馬上穿衣，漱洗，等一下叫我們來個人帶她。”
諶容得意地看著我，我卻暗暗笑了。因為她的“占位”一詞，分明是從我“借去”的，我曾誇張地說過，廣州人飲茶，天不亮就去“占位”，如要為親友占幾個位，就得把手提袋、手帕、帽子、圍巾等等全用上。
到了惠如樓，從底樓到三樓，確已是座無虛席。諶容他們有些著急，我卻向她們一攤手笑笑，意思是：怎麼樣，本人言之不謬吧！
無奈，我隻好拿出證件，找經理說明來意，經理很客氣，給我們找了一個雅座的小間，安排大家坐下後，我去把楊大姐請了來。
要了一些糯米雞、馬蹄糕、蛋撻之類的點心，楊大姐雖然很少吃，卻同大家一樣興奮。諶容，戴厚英很想和同桌的茶客交談，苦於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能夠熟練的講廣州話。葉蔚林雖是廣東人，但他生長在客家語係的地區，又長期不在廣東工作，所以廣州話不純熟。我雖在我廣東有近三十年的“居齡”，並常以“老廣州”自命，如當“翻譯”，隻可以將廣州話譯成普通話，卻不能將普通話譯成廣州話。出於作家對了解人的職業性的興趣，諶容和戴厚英催我問同桌的一位茶客：“你在哪裏工作？做什麼工作”，我就用生硬的廣州話問道：“你在邊渡做嘢？做乜嘢哇？”她們也跟著用這兩句生硬的廣州話，同旁邊的搭訕，惹得全桌都笑起來。原來和我們同桌的是一個家族，為首的長者是香港消防隊的職員，他同幾個後生都會講普通話。他說他原籍東北，滿族人。楊大姐向他問起香港下層人民的生活情況，他說像他這種“打工”的，在香港日子並不好過。在大家隨便交談中，諶容、戴厚英居然學會了幾句廣州話，而且說得挺像樣，反過來又來嘲笑我。我雖然佩服她們的語言才能，卻強調他們的第一句廣州話是跟我學的，因此在學習廣州話方麵，她們不能忘記我這個“啟蒙老師。”
桌上氛很活躍。當那位香港同胞和他的親屬們知道我們是些什麼人的時候，都驚異起來。有的說讀過《青春之歌》，有的說讀過《人到中年》，為今天見到作者感到幸運。是的，這次偶然的相聚，也許將在這個家族的曆史上，留下難忘的一頁。
飲罷茶，走到樓底，我指著滿廳的人說：“這一層坐的大都是搬運工人和其他體力勞動者。”諶容說：“剛才你把我們安排到這裏就更好了。”楊大姐附和道：“是嘛，我們坐在小房間裏，接觸的人就少了。”
回到賓館，看到任仲夷同誌留的字條，楊大姐對任仲夷同誌的來訪，表示感謝。賓館有關負責人婉言向楊大姐說，以後她想到哪裏去，請打個招呼，賓館可以安排。楊大姐風趣地說：“以後我出去要向你們打招呼，紀律嘛。不過不麻煩你們單獨為我安排什麼活動了，我喜歡同大夥在一起，同一幫年輕人在一起。”
早在春節前，楊大姐就說除夕到我家包餃子，吃團年飯，然後一同去逛花市。舊年三十，有的同誌要她到別處活動，她堅持不去，最後還是到我家來了。楊大姐是個很隨和的人。她從來沒有為生活的事同別人爭執過，而這一次，她很執拗；我看到了她性格的另一方麵。
“青春是美好的”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廣州省委舉辦的迎接新年晚會上，任仲夷同誌握著楊沫同誌的手說：“希望您再寫幾部《青春之歌》，希望您再寫部《青春之歌》。”
任仲夷同誌參加過“一二?九”運動，他的希望是真切的。我想，當他握著《青春之歌》作者的手時，心頭也許掠過了“一二?九”的風雲。
任仲夷同誌兩次到從化探望楊沫，都談到《青春之歌》。楊沫過去不認識任仲夷，這次她到廣東得到任仲夷同誌如此關心，可見《青春之歌》在任仲夷這一代老同誌心上激起的火花是何等熾烈。
有一次，任仲夷同誌向楊大姐提起一個熟人——鄭依平同誌。鄭依平同誌原是哈爾濱市市委書記，和任仲夷同誌共事多年，前幾年病故了。在讀《青春之歌》時，他向任仲夷同誌談起過楊沫。
後來楊大姐告訴我，她同老鄭相識的經過。
一九三三年舊曆除夕，她這個失學失業彷徨無路的女青年，生活突然有了轉機——她去找在聯華電影公司當小演員的小妹妹白楊共度除夕，在公寓裏同十幾個東北流亡青年聚會了。這裏麵有地下黨員，有黨的外圍組織“劇聯”的成員。從此，她開始讀馬列主義的書，她渴望過一種新的有意義的生活，渴望做一個民族解放的戰士，渴望參加共產黨。當時，黨中央正處在王明“左”傾錯誤的統治下。白區的黨遭到嚴重破壞。不久，她的那些革命朋友，有的被捕了，有的犧牲了，有的不見蹤影了。白楊也離開了北京，白楊有一位朋友在監獄裏。
楊沫常到監獄裏去探望白楊的朋友。她同黨失掉了聯係，她想到監獄裏找黨。生活很困苦，她隻能自己蒸些饃饃送給監獄裏的朋友。她常把鉛筆芯包在饃饃裏，為監獄裏的人傳遞消息，鄭依平和那位朋友同監，看到過楊沫，並為這個窮困的一心追求進步的女孩子所感動。他先於那位友人出獄，臨出獄前，他要求那位友人介紹他和楊沫認識。那位友人為他倆約定暗號，就這樣老鄭同楊沫在北海公園接上了頭。老鄭一定是通過《青春之歌》又想到了幾十年前的往事，因此，他同任仲夷同誌常常談起《青春之歌》，談起他的青春，當然也要談到楊沫。
《青春之歌》對保存著“一二?九”記憶的人，是如此扣擊心弦，對另一代人又如何呢？
剛過元旦，我陪作家賀青去探望楊沫，賀青誠摯地滿懷感激地對楊大姐說：“您寫的《青春之歌》，教育了一代人，教育了我們這一代人。”後來我同楊大姐在珠海遇到詩人楊石，楊石也說過類似的話。而今，楊石和賀青都是省委的負責同誌。
我常想，《青春之歌》使多不人的心同楊沫的心相通了。《青春之歌》教育了一代革命青年，無論他們處在幸福或痛苦中，處在順境或逆境中，《青春之歌》都啟迪他們的革命情操，點燃他們的革命激情。
楊大姐一到廣州就題字送給我一本《楊沫散文選》和單行本的《不是日記的日記》。後來又送給我一本新版的《青春之歌》在我心頭喚起的是一種別樣的感情，別樣的思緒。我第一次讀《青春之歌》是一九五八年，那年我二十四歲。這是人生中多麼美好的年華，但我卻背著沉重的罪名，在海南島勞動。那時候，勞動之餘，我唯一可以談心的朋友就是書。一個場休日，我跑到離農場二十多公裏的譚文市，買了一本剛出版的《青春之歌》。從此，這本書成了我朝夕與共的朋友。一次，我的腳在勞動中受了傷，腳底肌肉發炎，皮內化膿，又因腳底皮厚，膿水不能流出，脹痛得如火燒一般。同我鄰床住的一個廣西籍的十幾歲的小工人，到防風林帶挖草藥給我敷，沒有效果。我躺在床上，有時讀讀還散發著油墨味的《青春之歌》，有時透過草棚的窗口望著慢慢向防風林帶沉下去的落日，讓書中的故事和往事的回憶把我帶到一個遙遠的地方，忘卻眼下的痛苦。後來，一位好心的下放幹部用自行車把我送到場部衛生所“留醫”。當時，我隨身帶的物品中，主要的就是這部《青春之歌》和一部蘇聯小說《勇敢》。
在沒有任何麻醉的條件下，醫生給我開了刀。我獨自躺在一間十分簡陋的茅屋裏，翻閱著《青春之歌》，我的心同林道靜、盧嘉川、林紅、江華們一起奔走呼號。但當我想到我是被排除在他們的戰鬥行列之外的人，淚水便順著鬢角，一滴滴落了下來。海南的天氣多變，平地一聲雷，窗外劍麻上的陽光頓時化成閃亮的雨珠。我感到枕頭濕了，在一種揪心的痛苦中，我步入夢裏去追趕林道靜們的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