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下)(3 / 3)

逃離絕境

文強去上村途中,恰好遇到陳仙洲騎著馬來了,他裹著棉大衣,滿臉病容,一見文強便說:

“我病了,部隊隱蔽在山溝裏,日本兵已合圍,活動範圍不到四五華裏。孫殿英的部隊早就不打了,豎起了白旗。這是怎麼回事?”

文強趕緊把他拉下馬來,密告了發生的一切,然後叫他隨著去上村,悄悄叫上那些失散的隨行人員,迅速穿過兩道山溝,向陳仙洲的部隊靠攏。

到了陳部隱蔽地,他們立即布置了警戒,並商定到太陽偏西時向西南方向突圍。

剛把一切布置停當,便聽到隔一條山溝有人高喊:

“文高參在哪裏?軍長有請,軍長要出發了!有人看到文高參沒有?”

一時人聲嘈雜,十分混亂。文強叫陳仙洲派人也照此向對方高喊。使那些喊叫的人以為文強不在這邊。

文強躲在樹陰下,看到孫殿因的衛士排沿著山溝亂竄亂喊,還看到孫殿英本人也騎在那匹高頭大白馬上,一邊高喊著,一邊往村東急急奔去。

下午5點半左右,由於四十軍的一大隊騾馬在山溝裏亂竄,被日軍發現了陳仙洲隱蔽部隊的目標,飛來一群敵機轟炸掃射,炸得正集結準備突圍的部隊四下潰逃。

這一來,文強與陳仙洲又失去了聯係。

文強身邊有三個衛士被炸死,其他隨行人員隨他急向西南方向突圍。突圍途中,文強忽然想起手提皮包中還有一封龐炳勳要他轉交上級的劉伯承的信和密電碼本,他怕自己萬一中彈,這些東西落入敵手,便趕緊取出來,撕成啐片,隨風吹散。

他們冒著密集的炮火,趁著越來越濃的暮色,衝過了幾道山溝,在一座山頭上的灌木叢中隱蔽下來。一清點人數,隻剩下了緊緊跟隨他的副官李錫年等9人。

這時已是暮靄四合,周圍的槍聲稀疏了,但從高處看去,四下裏到處是火光,他們還在敵人包圍中,並未脫離危險。

看著一行人精疲力竭,倒地不起的樣子,李錫年向文強建議,不再冒險奔逃,先在這裏休息一夜,到天明再說。文強同意了他的意見。

24日清晨,文強發現敵人不但沒有撤除包圍,還正在開始集結隊伍準備搜山。

副官李錫年去尋找食物和打探情況,竟找來一個名叫張懋臣的山西人。

張懋臣說,此地是在林縣西南約60華裏的劉莊附近,仍在敵人包圍中,白天黑夜都不能行動。張懋臣原在四十軍當諜報隊長,因敵軍掃蕩厲害,奉命疏散,他帶著家小藏進了一處窯洞。他還告訴文強,龐炳勳也躲進了不知哪裏的窯洞了。他估計,日軍的包圍起碼要一個星期才會撤除,因此建議他們躲幾天再說。他現在帶著老婆孩子躲在兩個窯洞裏。他願意讓一個窯洞出來給文強等人藏身,並分給他們兩天的食物和水。

文強等人到了這個地步,已經無法可想,見張懋臣十分懇切,也就接受了他的邀請,住進了窯洞。

在窯洞裏躲了一個星期,吃的沒有了,他們隻得找山楂樹葉來充饑。好在後來幾天接連是大雨濃霧,敵軍沒有到他們住地附近來搜查。

在困處窯洞的日子裏,文強看著洞外風雨中飄搖的野草,即興吟了一首小詩,以鼓勵隨行人員:

太行山上勁草,風吹雨打不倒。

歲歲霜雪冰封,年年花開更好。

直到外邊敵軍搜山的風聲平息後,文強一行才離開藏身之處,經過新鄉附近“三不管”地區,來到黃河邊上一處渡口。

這裏是一支國軍部隊在把守,原來這支部隊是專門在這裏以低價強行收購食鹽然後轉手倒賣牟利的。本來不讓他們這幾個沒有油水可撈的敗軍上船,文強隻得上前去公開了自己的軍委會高參身份,這夥國軍才讓他們一行過了河。

這時已是5月5日。

就在這一天,因對國民黨軍太行山遊擊根據地的掃蕩取得了重大戰果而驕橫不可一世的日軍,又開始對太行山西麓的八路軍根據地實行掃蕩……

突圍生還後,文強寫了好幾首詩以作紀念,其中之一為:

又是縱身淪絕境,感懷涕淚滿衣裳。

非為一死關生命,恨少三牲吊國殤。

四麵陳屍愁愈結,五更鳴鏑苦奔忙。

雲山惆悵悲南渡,牛鬥星高照遠鄉。

孫殿英計賺龐炳勳

這以後,文強才陸續了解到有關這次掃蕩中孫殿英、龐炳勳降敵的一些情況。

日軍在掃蕩中,本企圖將龐、孫、劉三部切成三段,重重包圍,然後分別逼降。

孫殿英自1943年4月23日傍晚向日軍投降後,即被送到新鄉,準許他在新鄉組建司令部,保留原新五軍番號,但在前邊加上“和平反共救國”幾個字。

新鄉出版的漢奸報紙上,刊登了孫殿英的“擁護和平反共救國”通電,還刊登了日本特務安田所寫的孫殿英投降經過的文章,詳細敘述了日本特務機關如何通過李國安策動孫殿英投降的內幕。有關潞王墳車站會議的情況也披露出來了。

孫殿英部投降後,日軍卻沒有發現龐炳勳的蹤跡。日軍頭目對孫殿英十分不滿。限期要孫殿英將龐炳勳交出。

孫殿英起初擔心龐炳勳被馬法五護送過了黃河。但經過多方打聽,從各方得來的情報判斷,龐炳勳並未過河,孫殿英估計他還躲在山上,便放心了。他對日本人保證,隻需一周左右時間便可將龐炳勳弄到手。

孫殿英哪來這樣的把握?原來,他深知龐炳勳不僅年老體衰,腳跛難行,而且毒癮很大,尤其是抽慣了孫殿英自製的加了海洛因的鴉片煙膏子,沒有毒品接濟補充,龐炳勳是堅持不下去的。

於是,孫殿英便帶著李國安和日本特務到彭城鎮附近搜索,並在幾處鴉片販賣點設下埋伏。

果然,到5月中旬,躲在離鎮不到5華裏山洞中的龐炳勳終因毒癮發作,忍不住派出副官化裝老百姓到鎮上購買毒品和食物,落入了孫殿英的圈套。

19日,龐炳勳被俘。

龐炳勳落網後,最初還在孫殿英麵前強充正氣,大罵孫麻子壞了他的名節,嚷著要做嶽飛、文天祥,尋死覓活鬧了一陣後,半推半就地跟著孫殿英到了新鄉,同樣打出了“和平反共救國”的旗號。

孫、龐部共約7萬餘官兵投降了日偽。汪精衛親自接見了孫、龐等人,對他們在國民黨黨、政、軍各方麵的職務均給以保留,部隊也保留原有番號,龐炳勳仍為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孫殿英為副總司令,劉月亭為四十軍軍長,楊明卿為新五軍代理軍長。還加封了龐炳勳為汪偽軍委會委員、開封綏靖公署主任等頭銜。

孫殿英部投降後,太行山戰事仍在進行。

從4月下旬到5月上旬,陪都重慶各報刊登的中央通訊社太行山前線消息,還不斷在報道“太行山血戰方殷”、“太行山激戰迄未稍戢”、“太行山區敵勢已挫”、“敵繼續增援猛撲/太行山屢挫敵鋒”、“太行山東西側我敵反複搏戰”……

這些消息報道,雖不免有誇大其詞虛報戰績的成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國軍隊頑強戰鬥的悲壯情景。

第一戰區本打算讓劉進的二十七軍和馬法五的四十軍堅持在太行山與敵周旋,但在日軍繼續增兵掃蕩中,這兩支軍隊都再難以支撐。

劉進部胡長青師被衝散,陳孝強的預備第八師苦戰多日後,陳孝強負傷被俘,最後下令所部投降。

見劉進已難突圍,得意的日軍師團長清水由孫殿英陪同,約定不帶武器和武裝衛士,在陵川東南一處高地上與劉進會麵談判。談判中,孫殿英賭咒發誓,以他的生命和留在洛陽的妻室兒女為劉進的安全作擔保,還振振有詞地說:

“難兄難弟在一起,有如關公的降漢不降曹,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有朝一日還可以報效蔣委員長和胡長官。”

但劉進不理會那一套,堅持與日本人講價錢,要日軍先行撤退,恢複和平局麵,再談下一步打算。

清水看劉進部下降的降,散的散,已沒有多少講價錢的條件,便悍然下令日軍衝上高地。

劉進部也早有防備。在部屬拚死護衛下,劉進逃出重圍,率殘部千餘人撤回西安。

二十四集團軍副司令長官兼四十軍軍長馬法五,率軍苦戰多日後,難以堅持,被迫率殘部3000餘人,在“中國人不作亡國奴”、“中國有漢子”的悲壯口號聲中,揮淚南渡黃河。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1945年11月,時任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四十軍軍長的馬法五在國、共內戰的邯鄲戰役中被中共軍隊俘虜,後經國、共兩黨重慶談判,於次年3月與被國民黨當局無理扣押多年的前新四軍軍長葉挺交換。

1943年7月19日,蔣介石下令二十七軍南撤。

至此,國民黨軍太行山遊擊根據地全部淪陷。

就在這時,打著“和平反共救國”旗號的孫、龐偽軍2萬餘人,以劉月亭為前敵總指揮,開始向中共領導的太行山根據地林縣地區和冀魯豫根據地滑縣、長垣間的焦虎集、瓦崗集地區發動了大舉進攻……

老奸巨猾的孫殿英畢竟久跑江湖,他不像汪精衛之流投降日本人有政治目的,因此仍然給自己留了後路。

他到新鄉後,便向日軍頭目提出,將新五軍被俘官兵全部保釋出來,連同重慶、洛陽、西安等方麵派去的人員,如軍統局派到太行山上的李守靜領導的軍事流動組,陳仙洲的平漢北段爆破總隊,侯子固的太行遊擊支隊,軍統局華北辦事處的失散人員,荊憲生的第一戰區黨政工作團,還有第一戰區政治部宣傳組,等等,均以新五軍人員的名義全部由孫殿英保釋出來。其中有些是已經押送到太原、北平的,也被孫殿英保釋後送了回來。

軍統局的情報組織得以繼續掩護在孫殿英部隊中,以電台與重慶、洛陽、西安等方麵保持秘密聯絡。

為此,重慶、洛陽、西安都暗中致電孫殿英,表示“嘉慰”和“感謝”。蔣鼎文還指示有關方麵,對孫部眷屬和新五軍留駐洛陽人員給予優待。

文強的會計主任熊傑,軍統局平漢北段爆破總隊司令陳仙洲,都在被孫殿英保釋回來後回到了洛陽。從他們口中,文強又了解到許多情況。

原來,駐太原的日軍師團長清水,在掃蕩太行山之前就已經與孫殿英勾結上了,並在那次孫殿英到陵川“回訪”劉進之前,給了他2000萬元華北偽聯鈔,作為收買劉進的活動經費,並囑他要暗送不要明送。孫殿英那次還背著文強與劉進拈香拜把進行拉攏。按照日方計劃,準備在大軍包圍切斷二十七軍後方聯絡補給線的情況下,逼迫劉進就範。

文強這才想起,那次陵川之行孫殿英的騾馬隊馱運了那麼多大包小包,原來其中就有裝運的大批鈔票。

他也到這時才明白,孫殿英那次在從陵川回臨淇途中說的“購糧款不成問題”,原來有如此背景。

孫殿英那次還送了劉進的大老婆200多萬偽聯鈔作見麵禮,還有古董之類的東西作為陪贈。所以後來孫殿英說:“劉進在重圍中滑脫了,不夠本,向日本人難辦交代。”

劉進因太行山反掃蕩失利,以後在胡宗南部受到冷遇,任過二十一軍軍官總隊總隊長兼寶雞警備司令。1948年回到湖南,以程潛學兵隊出身的關係,投靠老長官程潛,先調入長沙綏靖公署,後任邵陽警備司令和第一兵團副司令。1949年8月隨兵團司令陳明仁和湖南省主席程潛起義。但後來不知何故私自脫離起義部隊,跑到四川,在成都被當作反革命鎮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