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強含淚向這位肝膽相照的兄長行了個軍禮，千言萬語並作一句話：
“後會有期！”
——後會有期，談何容易！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四年後的1931年，時在重慶任中共川東特委書記的文強因叛徒出賣，被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捕進巴縣大監。當時在二十一軍軍部作高級幕僚的於淵，已在上一年（1930年）因對中共“左”傾盲動的暴動政策持不同意見而被中共四川省委開除黨籍。其時，於淵不顧自己已是被共產黨逐出之人，仍派人去獄中探望文強，並送去了100塊銀元，再一次給了文強雪中送炭的關照。
以後，文強和於淵在抗日戰爭初期十分短促地見過一麵。那時兩人都已是國民黨軍隊的指揮官。
1949年，時任國民黨軍徐州“剿匪”總司令部前進指揮部中將代參謀長的文強，在淮海戰役中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俘虜，關進了戰犯管理機關；而於淵則因秘密參加領導中國民主同盟四川支部的反蔣武裝起義，事泄被捕，在國民黨當局逃離成都前夕遭到殺害，成為著名的成都“十二橋烈士”之一……
1927年4月初的這個雨夜，文強、盧振綱等共產黨人丟棄行李，分頭冒雨逃離了萬縣。
假如文強等人這天沒有逃離，等待他們的將會是什麼呢？
楊森在其自傳《九十憶往》中的一段記敘：
（朱德）赴本軍任黨代表，並夾帶一批“左”傾嘍囉，約數十人，住萬縣興隆街寶隆洋行二十軍政治部內。朱則單獨寓居於梁山商人蔡子莊家中。競日開會，行蹤詭秘。也在戍區內，組訓農工婦女群眾，大吹馬列主義，高喊打倒帝國主義，武力民眾化等口號。舉凡萬縣之西較場、公立圖書館、西山公園等處，皆其集會組訓場合，藉以打開群眾路線。並利用川北同鄉鄉土關係，秘密運動我十四師雷忠厚旅某營連長，及某士兵若幹人，暗中加入共產黨，教以匪黨各種叛變策略，鬥爭技術。並秘密分向各部隊盡量發展，蛛絲馬跡，值得令人懷疑之處極多。餘據諜報，早已派人暗中盯梢。……再密遣心腹，詳加偵察，則知朱德已將我駐紮萬縣果園之十四師某營官兵，運動成熟，人數為二十三。餘即以毒蛇螫手壯夫斷腕之手段，嚴厲處置，手令十四師旅長雷忠厚，及軍執法大隊長楊漢印，會同逮捕所有人犯，交軍法處審訊，均各證據確鑿，供認不諱，當即驗明正身，綁赴雞公嶺倒板黃桷樹下刑場，執行槍決，叢葬於雞公嶺之附近，以昭炯戒。
年邁的楊森在這裏記錯了“雞公嶺事件”的時間。
“雞公嶺事件”發生於1928年6月16日，已是在朱德離開萬縣一年半之後。
這一事件，並非朱德將某營官兵“運動成熟”，而是由中共四川省委派到萬縣的原瀘州地區中共黨組織創建人曾潤百，和在《萬州日報》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周伯仕、秦伯卿等人，將楊森軍部手槍連連長雷震寰吸收加入中國共產黨，雷震寰又作好了手槍連十幾個士兵的工作，準備在當地群眾配合下舉行反對軍閥統治的武裝暴動。
不幸暴動前夕因叛徒出賣，曾潤百、雷震寰、周伯仕等14人被楊森下令槍殺於離楊森軍部不遠的雞公嶺那棵在“九五慘案”中被英軍大炮轟毀的大黃桷樹邊。
曾潤百烈士犧牲後，楊森的軍法處官員還在烈士就義前一小時寫給家人的遺書信封上批了這樣兩句話：
1.此人臨刑時高呼“共產黨萬歲”數聲，可惡。2.此人臨刑時不認家庭，不知者可憐。
烈士們犧牲後，也並非如楊林所說“叢葬於雞公嶺之附近，以昭炯戒”，而是被野蠻地暴屍荒野示眾。後由烈士們的生前好友請求萬縣慈善組織“浮屍會”出麵向楊森交涉後，才將遺體收殮安葬於太白岩下。
從“雞公嶺事件”即可推斷，如果文強他們當時沒有及時逃離萬縣，將會麵臨怎樣的命運……
這就是文強一生中第一次死裏逃生的經曆。
革命中心武漢在危急中
文強那天夜裏從寶隆洋行撤離後，先躲到了萬縣城西羅覲光公館。
羅覲光是楊森部下一個師長，原為民國初年四川討袁軍總司令熊克武的舊部，後被楊森收編。他與朱德有舊誼，對共產黨人有好感，文強就是通過朱德的介紹與他相識的。加上羅覲光夫人與文強是湖南同鄉，很重鄉誼。因此夫婦倆收留文強在家中住下，躲過風頭。
三天後，文強由羅覲光夫婦幫助乘船逃離萬縣，到了宜昌。
此時楊森駐宜昌的部隊已經撤回四川境內，宜昌隻有尚未公開擁蔣反共的夏鬥寅的獨立師。文強這才得以放心地在宜昌呆了一周，想碰上從萬縣逃出來的同誌，但卻一個也沒有碰上。
他隻好忐忑不安地獨自乘坐小火輪到了武漢。
到武漢後，他先去駐漢口大智門火車站附近的國民黨四川省黨部辦事處打聽情況。在辦事處，他欣喜地遇到了原在萬縣第一女子中學當校長的老同盟會員陳伯箴，陳老先生在萬縣時就很支持他們的革命工作，他兒子也是共產黨人。
陳老先生聽文強說起萬縣的情況後，感慨不已道：
“唉，楊子惠這樣的軍閥，哪裏會真心革命喲……你們跑出來了就好，來日方長。”
他告訴文強，朱德住在世界飯店，可到那裏去找他。要是文強還沒有找到住處，可在這個辦事處裏打地鋪，夥食自理。
文強就在辦事處住了下來。
在這裏，他還見到了原在重慶擔任中共重慶地委宣傳委員的鍾夢俠和幾個從重慶逃出來的共產黨、共青團員。
鍾夢俠在重慶“三三一慘案”那天是群眾大會的總指揮，在軍閥部隊向群眾進行武力鎮壓開始後，他最先被打傷。後來他逃離險境，召集幾個脫險的中共和共青團幹部開會，研究布置了楊闇公等領導人犧牲後的工作，然後來到武漢向中共中央和國民政府彙報。
與鍾夢俠一起的，有一個年輕姑娘、共青團員汪海若。
文強不可能想到，兩年之後，汪海若會與另外兩個共產黨人一起叛變，投靠軍閥，而他將被地下黨組織派去對這幾個叛徒實行製裁……
住下來後，文強便去世界飯店看望朱德。
他向朱德彙報了萬縣情況，朱德憤怒地大罵楊森是“九尾狐狸”，歎息共產黨人做了那麼多工作，後麵推，前麵拉，想要逼楊森走革命道路，結果他“龜兒子還是滑到反革命那邊去了”。
朱德又告訴文強，從萬縣逃出的其他同誌都已平安到達武漢，同他見過了麵。要文強放心。
隨後，文強到武昌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去報到，在那裏見到了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簡要彙報了情況。
鄧演達是著名的國民黨左派領袖，曾任黃埔軍校教育長，與共產黨人一直保持著密切合作的關係。
北伐開始前，他曾主持在廣東大學舉辦了一個特別訓練班，從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大隊中選拔出300多名左派學生進行戰地宣傳工作訓練，其中就有文強。訓練結束後，這批學生從第四期提前畢業，分派到北伐軍宣傳大隊作戰地宣傳員。
北伐中，文強一直追隨在鄧演達身邊。攻打武昌時，鄧演達任攻城司令，將文強等10名政工人員選拔出來，在他身邊擔任傳令、聯絡工作。鄧演達與蘇聯軍事顧問鐵羅尼之間的翻譯紀德甫，就在文強他們身邊中彈犧牲。
不久前，蔣介石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名義下令解散了以鄧演達為主任的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而時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的著名詩人郭沫若，則發表了痛斥蔣介石反革命罪行的《請看今日之蔣介石》。
緊接著，又傳來了上海“四一二”事變的消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與共產黨（連同國民黨左派）之間不同政見之爭，演變成了血腥屠殺，在國、共兩黨鬥爭史上首開對不同政見者實行肉體消滅的殺戒……
鄧演達這時正忙得不可開交，聽了文強的彙報後，他隻叫文強等候安排新的工作。
這時，武漢的局勢混亂而緊張。
以汪精衛為首腦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雖然還在公開申斥蔣介石“背叛革命”，汪精衛也還在高唱“革命的站到左邊來，不革命的滾到右邊去”的調子，但是關於國民黨與共產黨最終隻有分裂的說法仍然不脛而走。城裏謠言蜂起，小道消息滿天飛，傳說武漢國民政府的蘇聯顧問鮑羅廷已經患了“打擺子”病，又有傳說稱鮑羅廷在某日夜間乘飛機跑了……
山雨欲來風滿樓，一切都預示著一場新的決戰爆發在即。去年8月，文強還在北伐途中，滿懷豪情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一路歡聲過嶽陽，凱歌陣陣錦旗張。
鐵橋雖固人心喪，破竹摧枯下武昌。
曾幾何時，形勢已變得如此波詭雲譎、令人不安了。
文強想到，半年前隨軍北伐打到長沙時，他正在北伐主力西路軍宣傳大隊作宣傳員，除去在火線上進行宣傳鼓動外，還要兼作一些傳令、聯絡工作，因戰事緊迫，未敢請假回家。若不趁此時工作未定回家看看，恐怕就再難有合適的機會了。
廖劃平
於是他找到中共在武漢國民革命軍中的支部負責人廖劃平，提出請假回湖南老家探親。
廖劃平其人在現今的《辭海》、《中國共產黨曆史大辭典》一類工具書中都查不到名字（大約是因其於1927年6月在中共河北省軍委書記任上被捕後叛變投降了國民黨），但他在當年卻是中國共產黨的著名領袖人物，是中共和共青團組織在四川創建時期的先驅者之一，曾在20年代初期與劉少奇、羅亦農、任弼時、蕭勁光、彭述之等一起作為第一批學員被送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國班學習。
當年文強離開家鄉繞道武漢、上海經海路去廣州投考黃埔軍校時，在英商太古輪船公司的海輪上遇見了湖南學生運動領袖夏曦，夏曦即介紹文強認識了同船的大胖子、四川人廖劃平。當時夏曦與廖劃平都是由各原籍省選派出席國共合作的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後來廖劃平在黃埔軍校擔任政治教官，主講社會發展史，做過文強的老師。
廖劃平這時正忙得團團轉，十分爽快地準了文強半月假期。
探家遭遇“馬日事變”
文強的家鄉在距湖南省城長沙50餘華裏外的湘江西岸麓山鎮文江鄉楓樹嘴，祖居老屋因正坐落於長沙、寧鄉兩縣交界處，被稱為“界碑屋”。
文強回到家鄉時，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事變的消息已經震動了全中國，但湖南還在親武漢的國民黨軍控製中，鄉間的農民運動仍然如火如荼，到處看得到農民結隊遊行，抓土豪劣紳遊街，擁入豪紳家吃“排家飯”，破除封建迷信……一派“天下大亂”景象。
在毛澤東寫於這年3月（即文強返鄉前不久）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對當時湖南的農村形勢作了許多生動的記敘：
的確的，農民在鄉裏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裏，一群人擁進去，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
十月革命紀念大會，反英大會，北伐勝利總慶祝，每鄉都有上萬的農民舉起大小旗幟，雜以扁擔鋤頭，浩浩蕩蕩，出隊示威。……
警備隊，警察，差役，一概斂跡，不敢下鄉敲詐。從前鄉裏人怕城裏人，現在城裏人怕鄉裏人。……
一個紳士模樣的人在路上碰了一個農民，那紳士擺格不肯讓路，那農民便憤然說：“土豪劣紳！曉得三民主義麼？”……
如果你看見一個小孩子對著另一個小孩子鼓眼蹬腳揚手動氣時，你就立刻可以聽到一種尖銳的聲音，那便是：“打倒帝國主義！”……
許多年後，李宗仁在回憶錄中說：“當時兩湖的工農運動的幼稚和過火，確是實情……”從毛澤東當時以讚賞口氣所作的記敘中，也可以看到“幼稚和過火”的一麵（而且這是後來經過“整理”的版本。在最初發表的版本中，這類記敘還要多）。
文氏家族是當地望族，南宋著名抗元英雄文天祥的後裔。若按族譜的排列，文強應算文天祥的第27代（另一種排法是23代）孫。
按家族派名，文強原名哲經，不久又改名哲緯，上小學後取了學名文強，以後成為正名。文強出生於1907年農曆九月十九日，民間傳說是觀音菩薩得道日。他母親為表示對觀音菩薩“送子”的感激，給文強取了乳名“念觀”，後來“念觀”成了文強的別號。
盡管文家若按“階級”劃分在當地要算是地主，但因文強的父親文振之長期從事的是普及教育工作——當地鄉間的楊林文氏育英小學（今望城縣第七中學）就是由他發起，經族人通過，捐出文家新屋作為校址，提取文姓六大房祠產的部分地租作為經費辦起來的。後來文振之又曾投筆從戎參加蔡鍔領導的討袁護國戰爭，在家鄉頗受尊敬，因此他的家庭並未受到農民運動的衝擊。
文強與父親已有13年未見麵了。當年父親離湘赴滇時，他才7歲。現在他已是一個風華正茂的英武青年了。相見之下，父子倍感親切。
盡管兒子平安回來了，文強那篤信觀音菩薩的母親卻還是成天提心吊膽，早晚焚香禱告，求菩薩保佑。
文強對母親的擔心隻有一笑置之。他這時正屬於“幼稚和過火”的年輕革命者中的一員，每天忙於到農會去講演，到學校去作報告，宣傳北伐革命的大好形勢。
他不知道，他所熱情謳歌的北伐革命，這時已經處於大轉折的關頭……
探家假期早已超過了。5月21日，是初夏一個晴朗的日子，文強告別了家人，由弟弟文健送到長沙。當晚他倆住宿於長沙環城堤文氏世館溈寧商號。
深夜，突然滿城響起激烈的槍聲。有人出門去看了動靜回來說，外麵到處都戒嚴了。
兄弟兩人在緊張不安中過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文強才知道昨晚發生了後來被稱為“馬日事變”的重大事變：駐長沙的國民革命軍獨立三十三團許克祥部公開宣布反共，開始屠殺工農革命群眾。昨晚的槍聲，就是在許部查封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湖南省和長沙市總工會、農民自衛軍總部、特別法庭等單位時，遭到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頑強抵抗而發生的戰鬥。
文強震驚之下，趕緊清點了隨身攜帶的東西，把一張武漢中央軍校的證明信折成小塊，藏入皮鞋尖內。
下午解除戒嚴後，他由弟弟陪同到了長沙火車站。進站時，哨卡的士兵照樣搜查了他這個趾高氣揚的軍官，沒有發現什麼值得懷疑的東西，才向他敬禮放行了。
惲代英發來緊急通知
回到武漢，已是汪精衛公開宣布“分共”的前夕。
蘇聯學者巴庫林在《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一書中，記載了1927年5月30日的情況：
在武昌，工人已經喊出“打倒東家的走狗國民黨”的口號。各地農會派到漢口來采購武器的人絡繹不絕。
文強到總政治部銷假後，被任命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直屬炮兵營少校政治指導員。
一天，他到軍校去辦事，忽然見到一個戴眼鏡的軍官匆匆出來。文強驚喜地認出他就是劉伯承：
“劉總指揮！”
劉伯承也認出了曾在萬縣寶隆洋行住在一起的文強，急忙上前同他握手問候。
劉伯承在領導四川順慶、瀘州起義時用的是國民革命軍川軍各路總指揮的名義，在朱德離開萬縣之前，他就先行離開了萬縣，到瀘州去領導那裏的起義軍抗擊劉湘等軍閥聯軍的圍剿。堅持到5月中旬，起義失敗，他才被迫離開部隊，化裝繞道經陝西、河南，輾轉來到武漢。
劉伯承見到文強風塵仆仆的樣子，關切地問道：
“你們在萬縣的都出來了麼？”
“是的，差點走不脫了呢！”文強把情況簡要地講了一下。
“好，好！”劉伯承緊緊握著文強的手說，“逃出來了就好！隻要人平安……革命是會有曲折的，小夥子，不要灰心！”
此時武漢的局勢已經日趨緊張。
在蔣介石實行“清共”屠殺後一直高喊“東征討蔣”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與共產黨的關係迅速惡化。
6月5日，武漢國民政府解除了蘇聯顧問鮑羅廷、加倫等140多人的職務。
6月下旬，武漢政府與共產黨分道揚鑣的態度已經越來越明顯。
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為了換取武漢國民政府的信任，決定公開宣布解散工人糾察隊。
國民黨左派領袖鄧演達眼看局勢的惡化已難遏製，憤然留下一紙《辭職宣言》，隻身化裝出走。
這時，在大街上也能十分醒目地看到一些反常現象了。當時設在漢口有名的遊藝場“血花世界”的工人糾察隊總部，幾天前在門口還能看見隊員們雄赳赳的樣子，奉命上繳武器後卻一個個變得垂頭喪氣了。原來滿街熙來攘往的非軍隊武裝人員，一下子非常稀少了，偶爾碰上一兩個工農模樣的，也是匆匆忙忙走過。至於那些在軍衣左袖上綴有藍布的ＶＶＶ特殊標誌的軍校女兵，則一個也見不到了。
7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對政局宣言》，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拋棄勞動群眾，默認、掩護和幫助一切反動派的進攻，宣布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
7月14日，被尊為“國母”的孫中山遺孀宋慶齡發表聲明，強烈抗議武漢國民黨中央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宣布“對於本黨新政策的執行，我將不再參加”。
7月15日，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公開宣布與共產黨決裂——為表示與他們曾譴責過的蔣介石的“清共”有所區別，而以“分共”為口號。
7月16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公布了15日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二十次擴大會議通過的“分共”決議，並向國民黨各級黨部發布了“分共”訓令……
就在這危急關頭的一天下午，文強在設於武昌南湖一處養馬場內的炮兵營接到傳令兵送來的緊急通知，是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中共支部負責人惲代英寫的，要他火速離職秘密前往九江，到賀龍領導的第二十軍向該部政治部主任周逸群報到。
文強預感到將會有重大變化，為慎重起見，他趕到中央軍校，找到惲代英，想詢問詳情。惲代英推了推眼鏡，皺著眉頭說：
“軍情緊急，你何必親自又來一趟？趕快去就是了！”
惲代英是文強在黃埔軍校學習時的政治總教官。半個世紀後，文強在一篇回憶黃埔軍校生活的文章中寫道：
他的體態和麵貌，據說很像孫中山身邊的一位青年學者朱執信（我不曾見過此人，但見過相片和讀過他的文章）。惲代英同誌在黃埔軍校學生中的威信，與周恩來同誌可以媲美，大家都親切地稱他惲老師，學生中絕大多數人，都讀到過他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他平易近人，循循善誘，有慈母一般的心腸，嚴師一般的智慧，在他的身上永遠都存在磁石吸鐵的力量。
而這次惲代英卻一反常態，顧不上多說什麼，使文強從他的語氣神態中嗅出了暴風雨來臨前的氣息。
於是，文強不再返回部隊，當即懷著緊張而又興奮的心情，隻提著隨身攜帶的漱洗用具，趕到黃鶴樓渡口碼頭，搭上了一艘小火輪。
這時已是夕陽西下，無邊的暮靄向一度成為全國革命的中心，現在卻已經變得令人沮喪的武漢三鎮籠罩下來。“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的詩句不由得湧上文強心頭。
他知道自己可能短時間內不會再回到這裏來了，但他並不知道，此去將會參加一場在中國現代史上寫下劃時代一筆的重大軍事行動——“八一”南昌暴動。
南昌暴動中執行特殊任務遇險
文強星夜趕到了九江，找到了賀龍部隊。當時該部已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周逸群是該軍政治部主任，也是中共在該軍的領導人。
文強見到周逸群後，兩人都十分高興。周逸群是黃埔軍校二期畢業生，畢業後留校擔任了左派學生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主席，北伐開始後是總政治部宣傳大隊的隊長，與文強早就認識，常有來往，可以說是在大革命中並肩作戰的戰友。直到周逸群被調去駐湖南常德的賀龍部開展政治工作，兩人才分手。
顧不上暢敘別情，周逸群安排文強擔任了政治部少校助理秘書。
文強急迫地問周逸群到底要有什麼行動，周逸群笑了笑，要他少安勿躁，隻告訴他準備東征討蔣。
文強不知道，惲代英在他走後不久，也離開武漢，到了九江，同中共其他領導人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等一起商定了暴動計劃……
幾天後一個大雨之夜，文強隨部隊乘南潯鐵路火車到達南昌。
政治部人員在靠近南昌大旅社的一個旅店住下，周逸群吩咐門口不掛牌，不設崗，但要他們不隨便外出。
8月1日前夜10點多鍾，周逸群從外麵回來，召集政治部全體人員講話，他叫大家不要外出，半夜聽到槍聲不要驚慌。說完又匆匆走了。
這一來，人們都睡不著了，紛紛猜測有什麼事情要發生，有些人圍著向文強打聽，文強也不知道。大家隻好焦急地等待著什麼時候響起槍聲……
夜漸深了，突然遠處響起了稀疏的槍聲，接著，槍聲在許多地方都響起來。文強他們因不準外出，隻好在屋子裏幹著急。
拂曉時分，槍聲漸漸少了，街上出現了行人。這時周逸群才渾身是汗，疲憊而又興奮地回到旅店，拍著桌子向大家高聲報告：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南昌暴動成功了！
隨後，周逸群將文強單獨叫到他所住的房間內，向他交待了一項特別任務：
“你做好準備，馬上出發，到建昌方向去迎接武昌警衛團來南昌會師。他們帶隊的幾個黃埔同學盧德銘、餘灑度、韓浚，你都認識的……”
建昌是舊地名，民國後已經改名永修，位於九江至南昌之間。當時人們一般還習慣以舊名相稱。
天色未明，文強裝扮成一個青年學生，乘坐政治部雇來的一艘小漁船，在晨霧迷蒙中偷渡贛江。剛登上西岸，文強卻猛聽一陣拉槍栓聲和吆喝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