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必須做一些實質性的工作，而從事政治，就意味著站在某個黨派一邊，格拉斯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公開表示，他的政治參與具有黨派性，以致後來成為社會民主黨的一員。對於那些自稱為超政治超黨派的作家，他是深不以為然的。他直接卷入競選活動，參與撰寫勃蘭特的演講稿，進行各種政治辯論和討論。然而，他從來不打算通過這些特定的政治工作謀取個人權力，而是同人們一起遏製國家社會主義的影響，鞏固和發展議會民主，以建設一個"啟蒙的公民東德人民警察在柏林牆邊的一個公墓內巡社會"。
從本質上說，公民社會也就是民主政體的社會。格拉斯在維也納的一次演說中充滿激情地說道使民主成為日常的現實是多麼艱難，多麼彌足珍貴;在由唯一的政黨淩駕於一切之上，不允許有任何選擇的地方，人們是多麼地懷念和向往民主然而，從極權主義的政治蠱惑之下走過來的一代，對有關民主的記憶仍然心有餘悸。他指出社會主義不能由上麵來規定，它隻能通過更多的民主來實現。現在我們知道，形式上的民主充其量隻能保證表麵的權利，惟有越來越多的社會公正才能實現它的要求。"在極權主義社會..民主"往往被演繹為"群眾訣定論 然實際上是領袖支配一切，群眾則被廣泛地動員和組織起來成為對少數一小撮人"專政"的工具。因此，格拉斯說，在民主政體的社會裏，消除現存的階級對立，不能通過複辟十九世紀的階級社會來實現，而必須克服一度成為必要的階級鬥爭，以使所有的人的平等權利成為日常的實踐。但是， 這並不等於消除社會上的所有衝突，相反他指出：在民主 社會墾，如果在解決政治衝突的時候將政治上的對手都當成敵人來對待，那麼這種民主離結束已經不遠了。又說，"一個民主的社會如果不能讓衝突決出勝負，而是用禁令把它封存起來，那麼，在它開始理解民主之前就已經不再是民主了。"按照格拉斯的理解，民主應當保障政治衝突和思想衝突的存在的客觀性，即保護衝突的自然狀態，使衝突的各方一一不同的政治黨派和個人 獲得本來意義上的自由。
所以，他提出一個十分鮮明的口號，就是.在衝突中生活。" 這是一個富於政治智慧的創見。然而，我們並沒有學會在衝突中生活。尤其在像"文革"這樣大規模的階級鬥爭運動結束之後， 知識界普遍害怕和厭惡正常的思想鬥爭，八十年代倡言"費厄潑賴..丸十年代大談"寬容..而且都一樣以反"文革"、反激進的姿態出現，以致不借給堅持社會批判立場的知識分子蒙覆魔鬼的麵具。事實上，各種批判、 駁請或論辯從來未曾停止過;而進步的觀念和正確的原則， 卻往往是通過衝突和鬥爭得以彰顯和傳播的。
人為地強製性地消除衝突，惟是奧威爾筆下的(l984) 的世界。"老大哥在觀凜你"。在一個監控國家裏，任何異樣的、不滿的、反叛的思想，都會在一張透明的組織網絡中暴露出來，在沒有形成行動之前，即行遭到清除。更可怕的是，每個人的頭腦都不是自己的頭腦，通過灌輸和清洗，思想已統一為"老大哥"的思想。整個國家體現出寡頭統治的集體主義的特征，沒有個人空間，因此也就沒有自由衝突的可能性。格拉斯多次讚揚奧威爾的洞見和勇氣，在隨筆《魔術學徒》中，他這樣寫道"奧威爾能夠洞察他所處的時代的意識形態上關於終極目標的咒語，能夠證實斯大林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之間沒有本質的區別，能夠品嚐出加在這種或者那種許諾的粥中的知識分子調料。他從大換班、喪失地位、清除異己、人人自危的恐怖、官方的偽造曆史以及語言為意識形態服務之中看到未來的日全食。他的反烏托邦超越了它們形成的原因，今天仍在發揮作用;四十年代中期與未期的《動物莊園》和{1984>的出版，從直接產生的影響來看，這兩部書堪稱是一位知識分子向當時的魔術學徒的宣戰書。"其實，格拉斯同奧威爾一樣地站在"知識分子魔術學徒"的對麵，捍衛啟蒙的理性、正義、自由和民主，並把所有這些當作"有益的流行病通過他自己而使之傳播開來。
格拉斯深知，他做的是"雙重工作"一方麵是盡作為一個公民的義務，從事日常政治活動;另一方麵是做一個作家，工作就是伏案工作。就普遍的狀況來說，作家總自雖調這一工作的特殊性，但是，在格拉斯看來，作家不論怎樣特殊，都不能把寫作和政治分開。也就是說，寫作帶有政治性。格拉斯坦然承認，他的寫作語言患了"政治病"。他說，既然他為之寫作的國家沉重地承擔著一利'政治後果，讀者也將同作者一樣，帶上政治的烙印;所以，倘要尋找一種脫離政治的田園生活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時即使拿月亮做比喻也會變得陰森可怕。由於他經曆了-場浩劫，因此根本不可能接受那種貌似拯救文學的意見，即作家不應該屈尊參與政治，而必須保持距離，不應該重視當下性，而必須追求"永恒..才不致於敗壞文學的風格。在他看來，包括作家在內，在滲透了奧斯威辛的毒氣和鮮血的現實環繞中，我們的身份不能不受到質疑，可是，如果不徹底放棄距離，就不可能把自己置於真實的位置上。他說"一種文學風格，如果隻能像室內植物那樣在密封的溫室裏依賴精心的照料才可以成長，那麼，它雖然可以作為藝術的語言保持純潔，但是遺下的現實卻並非是純潔的。"
文學不是自由的。矛盾永遠存在。一種現實總是配上另一種對立的現實。這就是格拉斯的社會觀和文學觀。如果說，文學是自由的話，隻能使用並保持反抗的權利，失去了反抗也就失去了主體的自由。格拉斯對自己的定位為:一個用"竊竊私語的過去時"敘述故事的中歐作家，一個持懷疑態度，在共產主義專政和元限製地進行掠奪位開發資本主義之間尋找第三條道路的社會民主黨人。當政治家以國家的名義要求作家寫"正麵"的東西"肯定生活"的東西時，他寫"反而"的東西，批判和否定現實的東西，不是唱讚歌而是控告和詛咒;當政治家誘導作家如何"克服曆史"的時候，他卻不斷地揭開傷口，不讓它過早地愈合。他站在東西方之間，也可以說站在任意一方的邊緣，不但不受國家理解力的約束，也不受各種思潮、主義、意識形態的幹預，隨時發表他對人類事務的批評性意見。格拉斯以自己的寫作實踐表明，作家的反抗自由，是對權利和獨立人格的尊重，自由是個人尊嚴的代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