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是維多利亞女王時代最偉大的小說家，《雙城記》的開頭說，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糟糕的時代。然而，眼下的倫敦可不是一個最好的時代，舊的最好的時代已經在河水的飄落中走遠，而那個時代在哪裏可以找到殘留的印跡？
我的視線有點無著，就是它了，倫敦塔就在對岸。
在英格蘭，無處可逃的血腥曆史，每天相伴著遊人的腳步，倫敦塔就在對岸，河水衝刷著黑幽幽的“叛徒之門”，這時候，又看到了成群的天使般的小學生，正排隊從這個門邊的一處團隊遊客的入口處進入這個黑暗的監獄和王宮。這個大名鼎鼎的倫敦塔和都鐸王朝的三個女人有關，關押過伊麗莎白一世，處死過九日女王簡格雷，而做出這些行動的正是血腥瑪麗，一個狂熱殘忍的天主教徒。
隔了時間，有的是隔岸觀火的冷靜與評判了，用上帝的名義廝殺，為信仰而戰，多麼冠冕堂皇的理由，人們曾經是這樣的迷失於自己。
人類從權力的爭鬥和血腥的絞殺中幡然醒悟，走過的是多麼漫長的一條道路啊，從倫敦塔到議會大廈，不過是一裏之遙，英格蘭真正的抵達卻花費了500年。
特拉法加廣場，國家美術館中，法國畫家畫的巨大的油畫《女王Jane Grey的行刑》，取景於倫敦塔，大幅的黑暗的背景，17歲少女潔白的絲質長裙像低沉的銅管中尖銳的小提琴，200年歲月的風塵絲毫不能侵染白色的裙子，她絕望的雙手伸向前方，雙眼被白絲綢蒙住，麵前是等待她美麗頭顱的金黃的稻草，刀斧手冷漠地倚斧而立，寒光在斧刃上逼近女王的命運，1553年，這個做了9天皇後的美麗少女，她不願意是女王她隻想回家，她在聽到她成為女王的消息時昏了過去，而此刻，她堅毅果敢的姑媽瑪麗已經縱馬逃出了倫敦，9天後，瑪麗殺回倫敦，一年後，新教徒格雷在倫敦塔中人頭落地。
我不喜歡曆史，害怕的是曆史的冷雨腥風冷不防襲來，降低本就不多的時日的暖意。
在大英博物館，透明的穹頂下，一個中國的扶劍石俑沉默地站在入口處等我，我的佇立仰視，最多也是十分鍾，在它長達千年的生命裏，誰知道此刻的注視是否是它等待了許久的安慰？或者相伴？忽然明白了希臘人在帕特農神廟前的痛哭，英國人將雅典的半個帕特農神廟搬來了大英博物館。在倫敦逗留的日子裏，我穿過羅素廣場隻要5分鍾就可以走來這裏。然後，直接來到這個展館前，坐在長凳上，長時間地凝視著長長的、長長的浮雕，沒有頭顱的塑像卻是動靜生動鮮活有致，似乎，馬蹄聲嗒嗒入耳，我寧願相信歲月的堆積已經讓這些石塊有了生命，就像是那些古希臘的大理石雕塑，和它的對視，會在你的心裏激蕩起生動的回聲，比起實在的活著的身體還有感應。
我知道，訴說，是無言、無望的。我也知道，無言的訴說，就是刻骨銘心的痛惜與懷念，永遠也忘不了這種對視，永遠也忘不了此刻，人和冥冥中的遠逝的生命，人和神，人和愛戀的一切的訴說，不過就是一種執拗，刻意著要把心捧出來，把手伸出去，把溫熱與癡迷傳遞給對方，哪怕從此一去無蹤，再去不返。
在離開倫敦前的幾個小時，我來和大英博物館告別，今天是小學的博物館日，地上坐著、走廊上奔跑著的是各種校服各種膚色的孩子，不知道老師在這些劫掠回來的榮耀前會不會告訴孩子，這是他們的祖先在強大的日不落帝國時代，從黃河、尼羅河、巴比倫河邊搶奪回來的財富？我隻祈求，藝術的光芒，可以遮掩一切。
孩子們睜大的黑色、灰色、藍色的眸子中，無邪的好奇中，是世界的文化財富，牆上的傳單上，寫著帕特農神廟的現代故事：什麼是帕特農和這些雕塑是怎麼來到倫敦的？希臘政府在要求什麼？大英博物館的立場是什麼？希臘政府在索回文物，大英博物館的立場是，在希臘，雕塑是建築物的一部分，在大英博物館，雕塑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好與壞，正義與非正義，都消失在時間長河裏了。
CX256航班，輕輕地我來了，我輕輕地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這已經是有點濫俗的詩句了，據說劍橋已經將隻是劍橋大學旁聽生的徐誌摩的詩，用中英文刻在了某個地方。這個在甜膩的電視劇，在某個港產片中頻頻出現的城市，仿佛已經被日漸消磨掉尊貴和高雅，落入了風塵。盡管西區還在上演著音樂劇，盡管滿街上都是聖喬治旗幟，古老的英格蘭旗幟。
我真的是有點依依不舍了，因為對這個陌生國度的深入，因為越來越感歎的了解，我隻好再見時祝福英國，願《上帝保佑女王》，就像他們的國歌所唱的那樣。
康斯坦伯筆下《幹草車》裏英格蘭正午的鄉村無跡可尋了，明亮的白雲、大樹投下的陰影、清澈的小河和茂盛的蘆葦，被雨一掃而去了，人們擁來倫敦，等待著19號Harrods的大降價，遊人在牛津街、攝政街上穿梭，在Selfridge、Westfield這樣的百貨商場裏穿梭，騎士橋地鐵站裏，往往是拎著Harrods購物袋的人們，這是倫敦的魅力還是倫敦的悲哀？
厚重的基督學院大門向遊人伸出了阻攔的手，學子們正在裏麵忙於考試，這個大門也向世界封存了帝國榮耀的最後一點驕傲，傳統。既然無法重新站在世界之巔，那麼回到過去，堅守傳統也是一種獨特的選擇。
國家美術館中，有莫奈的作品，畫的是迷霧中的大笨鍾和西敏橋，莫奈站立的位置大約就是今天克裏奧佩特拉紀念碑的位置，清晨時分，這個位置，長椅上的流浪漢裹著厚厚的棉衣，呆望著平靜流淌的泰晤士河，一動不動。
頭頂上是歐洲之星始發的火車站，它將穿越英吉利海峽，飛速抵達法國。子彈頭一般飛速的火車、倫敦塔橋邊停泊的貝爾法斯特號巡洋艦，特納的油畫《最後的航程》，昔日的海上猛士“勇猛號”正被醜陋的蒸汽船拖向泰晤士河南部的船塢，這個參加特拉法加戰役的功臣正在向我們駛來，泰晤士河殘陽如血，那醜陋的拖船卻是我們不可回避的未來，畫外的廣場，就是特拉法加廣場，英雄納爾遜站在高高的石柱頂端，俯瞰著為足球瘋狂的人群，這是6月英格蘭的傍晚，勇猛號曾經同享的餘暉中，是世界杯歡慶的人群，夕陽燦爛，預示豪情不再的將來，送別著猛士莊嚴地駛向最後的時刻。
這個國度是這樣的複雜，這個城市是這樣的令人眷念。航班的電影上，看了曼德拉在《成事在人》中鼓勵：英國人給我們留下了許多不錯的傳統，其中就有下午茶。何止是下午茶，它的議會、足球、高爾夫和紳士風度，在另一部電影，鸚鵡螺號上的巨人說，倫敦的憂傷，像美酒一樣甘醇。
我卻不能平靜，有種欲哭無淚的難受，曾經，現在，誰說得清啊，欲說難休，也罷。本次列車終點是你
一、西風吹過的大地
西風吹過的大地，我從東麵出發，從南廣州的家出發，想望中的腳步總是趕不及時間的輪轉。又一年了，思考仍然在期待中展開，再一次跟隨我一同上路。
把建築提升到信仰的高度，超越了以往原有的認識，本來的意義以及承載，這已經不同於慣常對城市的印象與判斷了。這麼理性的感歎，似乎和行走沒有更多的關聯。然而，此時，當這個理念被活生生地再度印證時，我還是覺得有點不可思議。記得翻閱過勒·柯布西耶的著作《光輝的城市》，他確實是這麼深情遝遝地表述的，“如果我們在頭腦中喚起一幅城市的圖景，就能想象在這個物質環境中我們的所作所為。”這個建築設計大師所追尋的是一個曆史時期建築語言所能表達出來的深層詩意，也許，他是對的，他把世風的冷暖放在了建築裏，這種被喻為“偉大的捕風”，此時，我不知道能否亦步亦趨。
夏季來臨的時候，我在東歐。
這是匈牙利的廣場，這是捷克或是斯洛伐克，或是德國或是波蘭或是奧地利的廣場，這些似曾相識的廣場，大同小異的廣場，這些個民眾情緒彙聚或者宣泄的地方，在這個國家或那個國家，無論我站在哪個方位，朝向哪個方向，我的麵前都有一種和曆史相關的文化橫亙在那，或和他們家國榮耀的曆史有關，或和他們的民族精神有關，或和他們的消遣過日有關，尤其是和他們的治國取向或價值選擇有關，其實，就是和我此行的解讀和探尋有關，和我渴望多看看多了解世界的願望有關。
不知道這算不算是尾隨柯布式的“偉大的捕風”。
從這個方向，輕易就能分辨出來，這軒昂霸氣的一溜建築，占據了整個方位，主次分明高低有序的，不是議會就是國會大廈，或是皇宮了。用建築來詮釋權力，氣勢從來是不由分說的，其隆重與君臨的姿態，從古至今，不改分毫。亦無論中西，架式相差無幾。
這些被授予權利或者擁有權利的統治者，他們所占據的建築，或者說其建築所呈現出來的麵孔，都是威儀凜凜的，權力與統治，使得他們總是俯視這個世界，以及子民。我至今仍不知道，他們是否造物主派來的使者，西方人愛舞弄“天權神授”一說，中國人有時也反叛一下，“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縱然搞不清，但有一點則是沒有國界的，擁有了權杖就握住了對世界支配的尚方寶劍。
轉一個方向，象征性的符號就分明了，儀態外觀的表達充滿了寓意，哥特式、洛可可式、巴洛克式，等等，高聳的教堂塔尖，與蒼天對接，宗教，總是在想方設法地把人的目光引離世俗，塵世不過是個營營擾擾的去處，希望不在凡間，而是在臆想與冥冥中的天堂。仰視成了凡夫俗子一種被命定繼而被固定的姿態，不知道和俗常的日子還有多少的關聯。目光向上，據說，靈魂總是淩虛蹈空的，隻要有信，是完全不需要人間煙火的。宗教信仰，不論中外，從來都驅遣人放棄塵世的羈絆，得失寵辱，不過是虛妄的貪欲，還是進入一種渾然忘懷的狀態吧。據說，肉身消逝的時候，靈魂就來導引了，讓凡人擺脫生之謬誤，去觸碰無法伸手亦無法企及的願望。可惜的是，我們所源自的文化基因裏，沒有培植對宗教的虔誠，有的隻是越來越變異的功利的索求，我們的啟迪式的誘發式的思考或者反省開啟過嗎？或者隻是習慣於接納而不是判斷選擇，沒有一種熱望去追隨，也沒有一種渴望去供奉。
與其相較，美國人在美元上印上了一句話“IN GOD WE TRUST”，其價值軸心就是——我們信賴上帝。他們的教堂比銀行還多，是因他們認定，教堂是他們國家公民道德的溫室，很多規範秩序倫常是出自那裏的，約束與自律、懲戒與自慰也源自那裏。歐洲人則開宗明義地宣稱，宗教是他們的現代文明的守護神，幸虧有了這種庇護與執罰的土壤和基礎，他們在得到救贖的同時也得到了光榮。
在這些推崇備至的禮拜麵前，西風所吹過的東歐大地，與西歐略遜威勢的城市外觀或者建築相比，此處的教堂更顯得氣勢恢宏、軒昂霸氣了。思想不那麼活躍的地方，就剩下宗教成了唯一的天幕，低頭抬頭，都是在這種籠罩之下的。
世事人生，似乎沒有什麼是無緣無故的，我願意相信西方人是這麼去確認的，在他們眼裏，宗教，用最高尚或者也是最無情的雙手托起了芸芸眾生，沒有一絲輕蔑，該上天堂就在天堂不朽、永生，該下地獄就下地獄懺悔、贖罪。一切據說都是為了悲憫和庇護。苦是良藥，難就是磨刀的石，在哪裏超度，就在哪裏接受輪回，也就有機會被救贖了。沒有別的去處不要緊，反正就去教堂吧。
何況，教堂還是最整肅的墓地，沒有榮耀是無法進入的，同時，也是降生塵世接受洗禮的禮堂，不管人生而來世上一趟有多長，接受祝福畢竟是最好的開始。於是，教堂裏有著對生與死、厚和重的禮讚。就像是連接今生與來世的一條長廊，穿過它，人從哪裏來，並且回到該去的地方。
再轉一個方向，文明又有了另一種的君臨，有了不同姿態的指認，並在肅穆中露出了笑容，這樣的傳達或者象征變得詩意起來了，充滿喜悅或者感激去呈現什麼的時候，總是富有感念和激情的。用心地收藏，著力地收藏，刻意地收藏，存在是需要物證的，這就是無與倫比的歐式的博物館，也唯有在這塊土地上，才會視把文化收納在博物館，當做是最鄭重其事的儀式，當做是對他們自身的曆史與記憶以及經曆與見證的禮遇，甚至是跟戰爭的目的或者國家的擴張相提並論、一致起來的，所以，也才會把博物館置放在不容輕慢的地方，城中的核心所在，與權力和信仰毗鄰而立的。博物館，就成了城市一個巨大的容器，用來裝載城市前世今生的一個容器，盛存文化，讓所有相關的一切都能存留下來。
悲歡榮辱，進退得失，於是，都在這個巨大的容器裏留下了身影，也留下了足跡。文明的進程是什麼，就是波折，就是磨難，就是世人在生命的迢遞長途中，對智慧的求索，對存在的積澱，對頓悟的萌生，是對“一草一木，比涵至理”的記錄。博物館就是收藏生存的物證，就是見證生命的進程，就是佐證時間推移的腳步。
還有一個方向，依然隆盛得不可思議，最美的堂館也是最有韻味的去處，展現和分享變得重要起來，主體變成了人，變成了另一種權力意誌，人成了地麵的主人，不是要痛苦地俯伏在大地上，而是要喜怒哀樂形於色地詠歎起舞和宣泄，那些不可思議的歌劇院，由此充滿了創造力的輝煌，充盈著人性的靈光，成了尋求溫暖和撫慰的去處。也從此讓所在的地方充滿了文化的氣息。活著怎麼能少了快樂的好時光，怎麼可以沒有悲情的放達？怎麼能沒有賞心悅目的情感的演繹與寄放？怎麼可以沒有了和靈魂同頻共振的音樂？
不知道這是否跟宗教有關的感恩的儀式，敬畏需要肅穆，感恩則是要釋放的，無論是悲愁還是喜悅，跟內心在一起，跟情緒的變幻在一起，就有很多激情的湧動了。這裏可以沒有食肆，沒有商機，但是，一定要給情愫的演繹傳達留出至尊的位置，除了精神層麵的信仰至上，在歐洲，對內心情感的禮遇也是無與倫比的。如果從最完美的角度去理解，這應該是對人最友善的尊重了。我們嚐試或者施行過對人內心以及情感的尊重嗎？起碼在歐洲的劇院劇場裏，會讓人感受到一種有意味的補償。
假如略去天堂，也略去地獄，人處在這四種建築構成的一個四麵八方的環繞裏，是否就證明了人從茹毛飲血的自然出走，而到達了城市文明進程的必然歸宿？
而一個似乎能容得下打量和思考的空間，就在這裏了——廣場，這些或大或小的廣場，就是為了容納人的，讓他們在這由權力、信仰、文明、文化所構築起來的四麵八方的包圍裏，還有一個無所拘限的可供選擇的去處，且不問是釋放還是參與。
從來，權力、信仰、收納文明與演繹文化，都是需要占領的，也是需要空間的，同樣，需要在空間中去有所作為，能把人集合起來，有地方放牧，有地方發散，這就是最好的去處了，廣場，代表著民眾的去處，共同集聚在一起，散落又圍攏著廣場，這就是歐洲的縮影，千百年不曾更替過的模式，也是不曾停息過的一種炫耀的象征。以文明的名義在不同的國家落地開花的炫耀。
四個版塊的組合，彙集在一個空間裏，夏日的陽光投射在上麵，無遮無攔，乍一看，光影炫目，很是晃眼。我不由得不凝神著一路打量過來。我悟到的比我看到的更多嗎？我想象的比我瀏覽的更能在時間的長河裏往返去來嗎？
連綿的遠方，在地球的轉動中，東歐的這些國度離我們似乎要近一些。
腳步從東麵出發，風卻是從西麵吹來，文明的風沿著山川河流一直蔓延，沿著歐洲大陸一直往東蔓延，此時追蹤的心願卻是逆風而上。相比於西歐，也許，已在前期的注視中被反複地研習過了，那麼，東歐在距離上的位置，或是和社會主義相關的體製，是否使了解有一種本能的熟悉呢？
豪華版的西歐與簡約版的東歐，在社會形態或是文化趨同上，哪個更遠，哪個更近？東歐，畢竟是西風吹過的土地嗬。
四個版塊的標誌建築，城市的景觀與風貌格局，所流露與展現出來的情緒姿態，或許多少也能看懂東歐。把西歐模式複製過來的人文情態，總是讓人有似曾相識的錯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