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你必須懂得看薇依。一個獨特的人必須用獨特的眼光去看。同一個薇依，是一個分裂的薇依，背反的薇依，對立的薇依。她的思想，並不在一個穩定的、完滿的、光潔無比的容器裏。一個自由無羈的靈魂沒有容器。你必須找到那些分裂的東西，那許多碎片，隻有在拚湊的斷裂處才能辨認其中的真實。
革命需要主義，政黨，範式，你看薇依把這些都給否定掉了，然而她仍然留在激情的風暴裏，奇怪不奇怪呢？
薇依是一個真正的解構主義者。對社會偶像的厭惡，致使她對其他一切集權主義性質的形式都變得厭惡起來。早在大學時，她就十分欽佩馬克思，思想基本傾向於馬克思主義，但是因為敏感於其中的救世主義，而終至於持批判的態度。她說； 馬克思從青年時代起就被一種彌賽亞的希望觀念迷住了，這種觀念使他以為自己會在人的族類的拯救中起決定性的作用。這樣一來，他的思考能力整個說來就不再讓人放心了。 在一篇關於《馬克思生平》的評論中，她指出：如果不是把唯物主義看成為一種方法，而是某種足以涵蓋和解析一切事物的學說時，它是荒謬的，必然導致人文主義的末日。她質疑政府的合法性，並多次呼籲取消政黨，包括反對黨。她說，真理是一個整體，不幸的是各個政黨把它分割開來，據為己有，並使之成為衝突的目標。從哲學出發，然後導入政治學，這方法就很獨特。她說，真理愈是成為特殊物，愈能激發熱情，從而喪失判斷力。政黨正是這樣一部激發集體激情的機器。對內，它是對其成員中的每一個人的思想施加集體壓力而構成的組織；對外，它的首要目的，也是唯一的目的，則是無止境地擴張。所以，政黨是一種帶有集權傾向的單位。她認為現代政黨的前身是中世紀的教會，每個政黨是一個小教會，培植奴性，排斥異己，製造紛爭。對於政黨對公眾生活的控製，她特別反感，以為是最有害的。二戰中， 戰鬥的法蘭西運動 曾經給她帶來鼓舞，後來她激流勇退，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目睹了這時行將消失的政黨重新抬頭。她指責說，戴高樂意欲通過運動攫取政權，犧牲最初的愛國激情的純潔性，因此必須與之決裂。
在工人運動中，薇依還發現，無產階級民主是怎樣從被隱蔽的侵犯走向公開的踐踏的。事實上，工會的領導機構正在建立行政專政的製度來取代它。她積極主張在工人運動內部實行公開化，指出工人運動已整個地被幻想和謊言所支配；她說她在這種雙眼被蒙著的革命運動中隻能感到窒息。但是，她又表示說； 我現在認為，同黨的任何妥協，在批評中的任何緘默都是有罪的。 當她從工人那裏轉過身來麵對他們的龐大的組織時，你看到，她變得那麼堅決和勇猛！她批評統一總工會的附庸性，德國工人組織的被動性，再三指出希特勒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之間的某種相似性，說： 共產黨的宣傳，通過會議的組織，慣用套話，儀式化的行動，越來越像宗教宣傳，把革命渲染成為神話。而這種神話，也像其他神話一樣，隻能以承受無法容忍的境遇告終。 對於當時唯一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國家蘇聯，她宣稱，它已不再是無產者的祖國，並特別警告說，要 避免把革命運動置於俄國官僚主義的控製之下 。
對待蘇聯的態度，在當時，可以說是左翼和右翼的分水嶺。薇依對蘇聯的批判，結論是近於右翼的，立場卻是左翼的，雖然在實際上她與任何政治派別無關。作家紀德在1936年出版《從蘇聯歸來》，引發軒然大波，正在於他身在左翼的營壘裏說了右翼的話。其實薇依的係列文章如《我們走向無產階級革命？》等，火力比紀德的小冊子厲害得多，發表時間也早得多，隻是身微言輕，沒有引起注意罷了。知識界同政治界一樣的勢利，這從薇依的思想命運那裏是同樣可以感受得到的。
在薇依那裏，蘇聯是一個由暴力和政治組成的聯合體，她不信任建立了國家專政以後可以使勞動者獲得解放。不管變換了怎樣的名目， 法西斯 也罷， 民主 或 無產階級專政 也罷，隻要仍是一架行政的、警察的和軍事的機器，就有可能成為敵人。她指出，蘇聯捍衛的根本不是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而是自己的國家利益，它甚至毫無忌憚地同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對付工人。在《勞動者的國際祖國》一文中，她預言，納粹德國和蘇聯之間的合作，有一天會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六年以後，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果然簽訂了！而且其中還附上瓜分東歐國家的秘密協議書！天哪！除了神巫，誰曾經作過如此靈驗的預見呢？政治陰謀嚴嚴實實地掩蓋了幾十年，直到蘇聯政體崩潰之後，才暴露在天真善良的世人麵前。多少萬戰爭的亡靈，僅僅因為一個魔鬼的契約而遠隔塵寰，哀泣無告！
沒有辦法，薇依是一個人。她說她是卡珊德拉*。
蘇聯曆史上的許多災難性後果，是否應當完全歸罪於斯大林呢？作為領袖人物，的確難辭其咎，就像薇依曾經指出的那樣： 革命不可能，因為革命的領袖無能；革命違反願望，因為他們是叛徒。 但是，她始終認為製度是根本的。在分析斯大林國家的機製時，她一再指出 反對派 托洛茨基反對的隻是斯大林本人，而不是斯大林所建立的製度；為此，特別引用了笛卡兒的話： 一架出故障的鍾對於鍾的法則來說並不是例外情況，而是服從於自身法則的不同機製而已。 她說，革命本來就是反抗社會的非正義，但是對於革命後的工人個體而言，正義不久就變成了 工人帝國主義 ，形成對工人階級，正如對全人類，對人類生活多個方麵實行無限製的統治。此時，所謂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在哪裏呢？在公職人員手裏，在官僚手裏，總之不在工人和勞動者手裏。這是一種新型的官僚機器。扼殺一切個人價值即一切真正價值的國家宗教，並非資本主義製度所固有；像真假社會主義這樣的爭論，在薇依看來應當是沒有意義的。
那麼，如何才不致於變成社會的奴隸？這是薇依參加工人運動以後一直思考的問題。她多次提到 無產階級專政 的概念，指出這個概念容易被利用，將工人運動引入歧途。即以蘇聯為例， 全體俄國人民能以組成該民族的每個個人為由國家官僚主義為代表的所謂的集體利益而正當地被犧牲。 把大量無辜的犧牲視為正常，無視一切人類價值，到底這是革命的結果，還是革命的始因？薇依反複揭示這種現代的壓迫，但是結論是悲觀主義的：像在蘇聯這樣一部不僅擁有生產和交換手段，而且掌握警察和軍隊的國家機器麵前，個人很難有希望在革命中獲救；但是悖論恰恰是，革命唯有通過個人才有所希望！薇依的革命觀根植於愛，是愛與西方人文主義傳統的結合，產生了她的人道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所以，她批評馬克思、羅伯斯庇爾、熱月黨人是那般嚴厲，否定斯大林和蘇聯是那般徹底。她的關於革命與個人關係的人性敘述，曾經一度在運動中引起反響，不少人把她比作羅莎·盧森堡。列寧稱盧森堡這隻鷹有時飛得像雞一樣低，其中意指的，就包含了 溫情主義 的內容。薇依從勞動的必然性出發看待革命，認為革命無從消除社會奴役的因素，多少有取消主義的傾向。因此，她的言論不能不遭到革命運動內部的普遍的責難。連當時被斯大林置於死地的托洛茨基，也用譏諷的語言，批評她的 用廉價的無政府主義激情重新翻製的自由主義論調 ，是 最反動的小資產階級偏見 。大約革命本身先天地帶有過左的偏向，革命成功以後，無論是托洛茨基或是斯大林執掌政權，像薇依這類人物都將會以右傾的罪名首先遭到清洗。好在她本人所在的國家，在大革命之後，不再發生過一次像樣的血腥的革命；至於過早去世，或許也不能不說是一種幸運罷。
又經幾番潮起潮落，五月風暴之後，在法國以致整個西歐，右翼勢力開始逐漸代替左翼自30年代以來的主流地位。革命普遍遭到詛咒。東方的學者也跟著搖起 告別革命 的小旗子。事實與價值遭到流行公式的顛覆。倘若你讀到薇依的關於 革命是一種逃避手段 ， 革命的希望是鴉片，是一種麻醉劑 一樣的話，很可能會把她當作反革命的先驅人物。珍珠與魚目總是混雜到一起，這不能不說是曆史的悲哀。
其實，薇依始終未曾棄置革命的精神，哪怕在心力交瘁的時候。對她來說，革命就是抗衡，難道你沒有發現，她正是以由來的革命精神否定革命的嗎？而那些號稱反激進主義的人們，他們否定革命，唯在扼殺革命精神而已。
薇依一直頑強地尋找自己。所謂尋找，在某種意義上說，其實是返回原點。然而，她不是向前走，而是朝相反的方向走，結果不斷地撕裂自己，使之成為碎片。她隻能成為碎片。
譬如她愛，愛使她成為一個和平主義者。可是，當她獲悉希特勒入侵布拉格的消息時，便變得不那麼和平了。她把投入反對希特勒的鬥爭當作新的使命。不過，這種轉變對她來說是不徹底的。她幾乎一直在非暴力與暴力之間搖擺。如果戰爭非打不可，也就是說，即使出於正當的理由使用暴力，她仍然認為是危險的和卑劣的。至於非暴力，隻要有效，便應當在道義上承認它和支持它。她把愛作為一種精神價值進行體認，確信暴力的使用，足以使它蕩然無存。人類一旦失去了精神價值，她問：除了卑劣的人，有誰還會去操心政治呢！
當薇依在戰爭中進入角色，孤絕的氣質，隨即驅使她投身於暴力行動。在布拉格的學生起義遭到德國人的殘酷鎮壓之後，她同時提出兩個行動計劃，但都與她個人有關：其一是 在捷克斯洛伐克空投部隊和武器的計劃 ，起草計劃的目的，是為了發動布拉格居民反對占領軍，解放俘虜。她向社會各界人士進行宣傳，並發誓說；如果實施該計劃而不讓她參加，她將躺到公共汽車輪下自盡！其二，是組建一支活動在火線上的女護士隊伍，當然也一定得讓她成為其中的一員。結果，兩個計劃都沒有被采納。她對此一直耿耿於懷，日後仍然極力尋找機會，奔赴原計劃中的慷慨赴死的目標。顯然，她試圖努力掙脫一種矛盾的處境而終於無法掙脫。
西班牙內戰時，薇依麵臨過同樣兩難的選擇。她不喜歡戰爭，但是身處巴黎這種近於後方的人們的狀態使她更感厭惡。她坐不住了，決定前往西班牙。由於到佛朗哥占領區去的請求沒有得到批準，她便帶著巴黎工會組織發給她的記者證，為全國勞動聯合會的無政府工會活動分子服務。在戰爭中，她親眼看見，紅色民兵同法西斯分子一樣輕易地殺人，仿佛全然不知道被殺者是有生命似的。夢境被粉碎了。西班牙的罪惡，加深了她在工廠勞動中的受奴役的體驗。在人的價值被確立為最高價值，並以此修改她的政治地圖的過程中，為戰爭所展開，為生命所洞見的現實圖景對她來說是意義重大的。地圖的每個局部未必因此變得更為精確，甚至有可能大大變形；可是，這一切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整體，其呈示的方位和關係是確當的。你知道，科學的謬誤，可以因人性的正確而自行糾正過來。
薇依的政治地圖是複雜的。她不斷修改。她的地圖並沒有提供一個類似教科書一樣固定的答案，從表麵上看來，它是遊移的，互否的，實際上，莊嚴的命意正包含在這種變動之中。
除了戰爭，階級鬥爭也如此。
你看薇依的定義： 當社會權力機製造成處在社會底層的人的尊嚴徹底破滅時，這就是一場屈從者反對發號施令者的永久性鬥爭。 又是人的尊嚴問題。很明顯，這就偏離了正統的階級鬥爭觀念了。在她看來，階級鬥爭確實有其內在的根據，正如赫拉克利特說的，鬥爭是生存的條件；但是當它發展成為一種鬥爭學說時，卻蛻變成為某種荒謬的東西，空洞的實體，具體的苦難和抗爭被抽象化了。她特別指出，階級鬥爭貫穿曆史的全部荒謬性，根源在於權力的性質。這個結論是政治學的，也是人類學的。她痛恨權力。
大約在薇依那裏，權力總是意味著奴役，因此，她會因所謂 主權 問題而改寫 祖國 、 民族 的概念。她說： 國家是一種冷酷而無法讓人愛的東西；它殘殺並取消所有一切可能成為被愛的東西；因此，人們被迫愛它，是因為隻有它。這就是當代人在精神上所受的折磨。 她極力反對國家崇拜，指出它以祖國的名義，索求絕對的忠誠，全部的奉獻，最大的犧牲，事實上是一種根本無愛可言的偶像崇拜。當人們大談祖國時，就很少談及正義；一旦祖國背後有國家，正義便在遠方。她一再說： 祖國是不夠的。 在定義人的時候，她也總是喜歡使用如下公式，即： 人，世界的公民。 這裏說個故事。她曾經在課堂上向中學生說起著名的 諾曼底號 郵船，提問道： 這條船的代價可以造出多少工人住宅？ 學生聽了很反感，立即反駁說，這條船以它的規模和豪華提高了祖國在國外的威望。這堂課肯定講不下去了。所謂祖國的威望算什麼呢！然而，她遭到了抵製。對於 民族 這個詞，她同樣不抱好感，認為作為一個概念應當取消。經曆過西班牙內戰的人，唯有她知道這個詞以及由它組成的各種詞組的含義，那就是：死亡和眼淚。
這塊土地/可恥地征服了自身。 她曾經引用古西班牙詩句，說君主如何整體地消化了被征服者，把他們連根拔起；而革命，同樣把對王冠俯首稱臣的人民鍛煉成為一個整體。這一切，都是在民族主權至上的陶醉中進行的。她指責百科全書派的成員是被拔根的知識分子，正在於對民族進步的整體性追求，致使人們在他們的影響之下不作任何思考，便全盤接受了這一革命傳統。於是，愛國主義的軲轆自然向著國家的方向滾過去了。
身為法國人，薇依如何看待法國呢？不用說，她會反對法國的殖民主義政策，所以反對對摩洛哥的占領，以及鎮壓阿爾及利亞的恐怖行為。隻要有機會，她便設法接觸居住在宗主國的土著人。這些人被召募前來法國，不但找不到活幹，而且還被關進集中營。薇依反複使用 可悲 的字眼形容他們的處境。為了讓他們過上多少有點像人樣的生活，她到處活動，到處碰壁，仍堅持要求撤換主管集中營的行政長官。至於集中營中的其他一些國家的難民，她一樣設法援助。她願意為他們做許多瑣屑的事情，像給一名西班牙人寄包裹，同一名奧地利農民通信，為幫助一名從集中營獲釋的奧地利律師，還不隻一次到美國領事館交涉，直到取得簽證為止。對於德國的侵略，她是主張抵抗的，同時又有著不近情理的表示，說： 如果我們必須對德國人做那些他們曾施加我們的事情的話，寧可成為戰敗者。 就像苛求於自己一樣，對自己國家的要求尤為苛酷，她說得明明白白：
我的國家使別的戰敗民族蒙受的屈辱，比我的祖國可能遭受的屈辱更使我感到痛苦。
但是，當巴黎的街舍在德國炸彈的咆哮聲中呻吟的時候，祖國不再是一種虛構；在它的背後，飛騰的戰火行將焚化國家崇拜以及一切偶像，唯餘一片焦土。祖國成了苦難的象征。正是苦難，把一個從來無視祖國存在的人拋入了它的大地懷抱。
老實說，身為猶太人，薇依並沒有感覺到任何危險，倒是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的舒適生活使她無法適應，但是此刻，最不堪忍受的是，她在衛國戰爭中起不了任何作用，因此，不能不隨同父母離開卡桑布蘭卡流亡美國。這是一個迂回行動計劃。她打算經美國、英國前往敵占區，她想，那裏必定有著與她的自我犧牲的決心相稱的任務交給她，而她，又可以因此同不幸的人們重新生活在一起了。
最先，薇依乘船到達紐約。
剛剛駐足異地，一切都來不及安頓，她便把組建火線救護隊的計劃譯成英文送給羅斯福總統，極力為婦女上前線做辯解，並馬上報名學習救援傷員的教程。然而，有關組織並沒有派給她什麼任務。她簡直變得無所事事了。
如果說在馬賽，還可以上街散發《基督教證詞》雜誌，還曾因此有過同自己的國家一起經受戰爭苦難的快慰，那麼在此刻，唯有一種做逃兵的恥辱感。當薇依得知高師時的同學舒曼在倫敦負責同法國抵抗組織的聯絡工作，內心的感奮可想而知。於是，她隨即寫信求助，希望到了英國，能夠交給她一項在敵占區進行的並不要求專門技術知識，卻具有高度危險性和有效性的任務。她在信中寫道：
鑒於我的精神構成，艱難與危險是必然的事。很幸運，並非人人如此，不然，任何有組織的行動將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無法改變這種精神構成；我從長期經驗中得知這一點，塵世間的不幸縈繞在我腦中，重壓著我，以至使我失去自己的官能，而我隻有自己經受巨大的危險和痛苦才可能恢複它們，並從這種縈繞著我的念頭中解脫出來
我懇求你，如果您能辦到的話，請給予我許多的苦難和必要的危險，使我不被憂傷徹底耗盡精力。我無法在現在的處境中生活。這使我近於絕望。
在紐約逗留了四個月之後，這位充滿內在激情的法國女子終於到了倫敦。但是，她很快發現，動身前做好的 小計劃 已告破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