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作品就通過陸文婷的遭遇提出了一個普遍的社會問題：中年人的苦惱問題，中年人所肩負的重擔和他們的實際待遇之間的矛盾的問題。這正如劉學堯在“含淚的晚宴”上所說的：
中年、中年，現在從上到下，誰不說中年是我們國家的骨幹？是各條戰線的支柱？醫院的手術靠中年大夫；重點科研項目壓在中年科技人員身上；工廠的各種難活是中年工人頂著；學校的重點課程也要中年教師擔當……
……
我請問：誰都說中年是骨幹，可他們的甘苦有誰知道？他們外有業務重擔，內有家務重擔；上要供養父母，下要撫育兒女。他們所以發揮骨幹作用，不僅在於他們的經驗，他們的才幹，還在於他們忍受著生活的煎熬，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包括他們的愛人和孩子也忍受了痛苦，作出了犧牲。
……
不幸在於他們最能出成果的黃金歲月，被林彪、“四人幫”的動亂耽誤了……現在，這批中年人要肩負起“四化”的重任，不能不感到力不從心，智力、精力、體力都跟不上，這種超負荷運轉，又是這一代中年的悲劇。
《人到中年》通過感人肺腑的藝術描寫，提出這個普遍的、嚴重的、人人關心的社會問題，無疑是一個重要的貢獻。作品在讀者中，尤其在中年讀者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不是沒有緣故的。
然而，我們分析這個中篇小說的主題，還不能僅僅到此為止。粉碎“四人幫”以來，描寫中年人的困境的作品，也不鮮見。《人到中年》的可貴之處還在於，這通過精心設計的人物關係的描寫，揭示出了造成這個普通的社會現象的更深一層的原因。作品中的一些描寫是很耐人尋味的。
比如焦成思看病。因為是副部長，趙天輝就得在幾淨窗明的院長辦公室接待他，就得不顧病人的等待，把正在門診的陸文婷叫來；因為是副部長，趙天輝便要把最好的醫生推薦給他，秦波也可以挑三揀四地進行挑剔；住院前，趙天輝還要特別關照陸文婷做好手術準備；住院後，抽血、透視、做心電圖，都可以不用排隊。試想想其他病人，比如張老漢和王小嫚，能得到這樣的待遇嗎？沒有。不要說其他病人，就是陸文婷自己病倒在家裏，她丈夫想叫一輛車，打了電話到醫院，幾經周折，還是沒有弄到。為什麼？就因為一個是堂堂的副部長；而另一個不過是個普通大夫。社會已經習慣根據地位、身份來評價一個人，來決定對一個人的態度了。在有人享受特權的時候，就必然有人的正當利益要受到漠視和踐踏。普通中年人的苦惱，並不引起注意和關心，是不奇怪的。
當然，要說對這些普通的人都不關心，那也未必。可是，關心的是什麼呢？當秦波對陸文婷的體質不很放心時，趙天輝說了這麼一句話：“她在我們這兒，就算身強力壯的了。陸大夫，我記得，你這幾年一直是全勤。”這個趙天輝，身為一院之長，他並不懂得陸文婷一家幾口，工資多少，住幾間房，卻能記得她這幾年一直是全勤。顯然，他關心的隻是他手下的人有沒有完成任務，卻沒有關心為了完成這些任務，人們是作出怎樣的努力，付出多大的犧牲；卻沒有考慮作為一個領導，該提供和創造什麼樣的條件，以便讓人們能夠勝任並愉快地去完成這些任務。嚴格地說，他不過是把人當作完成某種任務的一個工具。
這樣，我們可以明白，這個普遍的社會問題之所以無法解決的症結所在了。在中年人的苦惱的背後，有一個如何看待人，如何判斷一個人的價值的問題；有一個如何對待人的肉體和精神的需要，如何擺正人在革命工作中的位置的問題。長期以來，封建主義的流毒，左的路線的影響，特別是林彪、“四人幫”的破壞，使我們忽視和諱言這個問題。這是存在於我們社會中的妨礙人的積極性的發揮，妨礙人才的成長的不利因素，因而也是影響“四化”進程的不利因素。《人到中年》把這個問題揭示了出來，這是它比同類作品高出一籌的地方。這個主題思想的開拓，和表現在作品中的對普通人命運的關切，對普通人價值的肯定，對普通人所具有的高尚情操的謳歌，一樣鮮明地體現了作者革命人道主義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