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人到中年》的讀者
諶 容
《人到中年》發表之後，我收到不少讀者熱情的來信，其中一部分是工交戰線上的同誌們寫的。《工人日報》讓我寫些話，算做是回信。
對於一個作者來說，最大的快樂莫過於讀者喜愛自己的作品。正好像對於一個醫生來說，最大的快樂是看到了病人的笑顏一樣。熱情的寬容的讀者慷慨地將這種快樂給予了我，我深深地感激你們！在我的創作生活中，這一封封來信給了我巨大的力量，使我得到教益，受到啟發，鞭策著我寫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
我不是醫生，不是陸文婷。恰如有的讀者在信中所說，我隻是“這默默無聞的眾多中年人中的一個”。我熟悉陸文婷們的經曆和處境，了解他們肩負的重擔，知道他們生活的艱辛。他們是解放後培養起來的新人，他們應是大有作為的一代。各條戰線都有陸文婷。有的同誌把陸文婷比作天上的一顆星星，說她在我們的生活中靜悄悄地放著光芒。我同意這個比喻。我認為，正是千千萬萬這樣的星星，組成了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燦爛的夜空。他們不求聞達，隻把自己的血與力獻出來，為了下一代，為了我們多難的祖國。他們是偉大的一代人，正如他們的前輩一樣。但是，由於種種原因，他們的生活清貧，有著很多難言的困苦。我認為，他們是在作出犧牲，包括他們的丈夫或妻子，也包括他們的孩子，而這種犧牲又往往不被人重視和承認。於是，我寫了陸文婷。我想，陸文婷這個藝術形象在讀者中引起了共鳴，成了他們的朋友，就在於她大概是代表了他們。我寫對了。當然，我並不奢求所有的人都喜歡陸文婷。
陸文婷的命運引起很多讀者的關注。有的同誌不同意把她從死亡線上“拯救”回來，認為現在的結尾是“光明的尾巴”，應該讓她死去。有位熱心的讀者，給我寄來了他寫的《人到中年》續篇，共五節。他描寫了傅家傑為兒子買了白球鞋，為女兒買了紮小辮的發帶，帶他們到醫院去看陸文婷時，她已經永遠閉上了眼睛……。也有的讀者建議陸文婷應神采煥發地站在手術台上，薑亞芬又飛到我們的身旁。我覺得，一篇小說的主人公的命運引起讀者的關注，甚至有各種截然不同的想法，那麼，這個藝術形象的塑造就已經完成了。這個形象已經活在讀者心中，他們希望她這樣，不希望她那樣，都是可以的。如果一定要問我的意見，我覺得還是不更改現在的結尾好些。這不是“光明的尾巴”，而是生活給我提供的感受。陸文婷是“迎著朝陽和寒風”出院的。她可能神采煥發地重新走上手術台，也可能還會遇到艱難。當然，我是希望她的生活中充滿陽光的，因為春天畢竟已經來臨了。
現在我還沒有寫《人到中年》續篇的打算，但是我可以考慮這個意見。過幾年，如果生活給了我新的啟示，我願意把陸文婷的故事再寫下去。但願到那時，我能將一部歡快的樂曲呈獻給你們——我善良的好心的讀者。
關於劉學堯和薑亞芬夫婦出走的問題，我想說幾句。在構思這篇小說時，我並沒有想到要這麼寫，而生活的現實迫使我修改自己的計劃。我到一家大醫院去體驗生活時，正有眼科的一位女大夫申請出國，她技術精良，年富力強。她愛人是外科有名的“快刀劉”。他們被批準走了。後來，這“快刀劉”老在我腦子裏轉。我甚至不願給這個人物別的姓，就寫下了劉大夫。我在內科的“顧問”，也是一位年輕精幹的醫生。他外語很好，對心髒病頗有研究。《人到中年》中有關描寫心髒病的章節，是他幫我定的稿。遺憾的是，在小說問世之後，我到醫院給他送書去時，他也已遠在海外了。這使我從另一方麵感到解決中年問題的迫不及待。確實，他們是不該走的，也是不願走的。關於他們不該走，人們談得不少；關於他們不願走，人們往往不注意。我曾猶豫，要不要把這些寫進小說裏。後來，我還是寫了。我認為，這是十年浩劫之後，在撥亂反正這個特定曆史時期的一種特有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將來也許不會再有，但現在確實存在。作者有責任把它藝術地再現於文學作品中，使作品更富有時代的印記。
最後，借此機會對熱心改編《人到中年》為電影文學劇本的同誌們說句話。電影文學劇本我自己已經動手在寫了，希望改編的同誌們諒解。
（原載《工人日報》1980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