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非有趣的自述 六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個“逍遙派”。
這並不是因為我一開始就反對“文化大革命”，而隻是因為別人或者“停課鬧革命”，或者“就地鬧革命”，我是教育局的編外人員，沒有所在單位，沒地兒“鬧革命”。
然而，“逍遙”也不那麼容易。後來，我們這些由於各種不同原因列入編外的人員，同“舊北京市委”的幹部，一起被打發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樣，我又來到農村。同上回去農村不同的是：上次是去山西，這次落腳在京郊通縣。上次是通過“後門”，請了病假，拿著勞保工資，自籌路費；這次是通過正門，拿著全部工資，路費可以報銷。對我來說，有這樣優惠的條件去“體驗生活”，是不幸中之大幸。
當時，除了每個月放四天假，回城料理家務，對於什麼時候能結束這種放逐的生活，是不能想，也不敢想的。不過，我還算安心，因為它畢竟使我又有機會來到農民身邊。我同他們一起插秧、割麥、喂豬，寒冬臘月去挖河；也同他們一起偷懶，一起糊弄上麵的各種瞎指揮。再就是同老大媽、二嬸子、姑娘們一起盤腿坐炕上納鞋底，說家常，聽他們說東道西，講古往今來的各種故事。
後來，不知怎麼又時來運轉，我們這些“接受再教育”的“臭老九”，一夜之間變成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成員，被委以宣傳和貫徹毛澤東思想的重任，進駐到各個村去，搞“黨的基本路線教育”。當然，這也含有“在階級鬥爭的第一線經受鍛煉，接受考驗”的成分。這場考驗的結果是，開拓了我農村生活的視野，給了我極大的活動餘地，使我有機會結識了從縣、社到左鄰右舍各個大隊的幹部，結識了過去由於避嫌而不敢接觸的地、富、反、壞各式人士。
就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之餘，我趴在農家小院的炕頭上，開始寫我那本倒黴的長篇小說《萬年青》。如果我能夠知道我這部處女作後來會惹出那麼多事來，我肯定是不敢動筆的。
然而，誰又能有這樣的預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