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回答羅稷南的問題時，異常尖銳地指出魯迅身上的突出的存在：個人主義與自由意誌。其實在此，他已經有力地觸及了個人行為背後的隱形結構。然而，魯迅的自由—權力哲學長期成為禁區，即使有人論及，也都十分薄弱。而今，毛澤東以猜想的形式打破了這個禁區。我們發現，在科學研究中，猜想可能比實證準確。
1984年，“清除精神汙染”運動剛過，即著手寫作這部魯迅傳記，完成已是1989年。整個80年代中後期，我同時生活在兩個世界——現實世界與魯迅世界——中間，感受是深切的。傳記的框架，也就是魯迅的人間性，可以說就在真理、權力、自我三者的互動關係上展開，自由與權力構成基本的內在張力。90年代的空氣很祥和，魯迅的話題似乎頗吵鬧。至今翻檢舊作，仍然覺得沒有什麼特別需要增添的，除了根據新發現的材料訂正一處史實以外，也沒有太多的東西需要刪汰。而這，正好是自己多年不見長進的根據，很教人汗顏的。
傳記從寫成到一版再版，深獲李士非、岑桑、尚鈞鵬諸先生的關懷與幫助；出版之後，又獲不少專家與雜家的謬獎，尤其是輾轉傳來的一些無名青年的書信和電話，使我長懷感激而且不安。今年6月，安徽教育出版社唐元明先生誠邀再版，除了認真修訂，言辭的答謝實屬多餘。
是魯迅把我和眾多相識或不相識的人們聯係到了一起。由是，我再次被告知：一個人的力量有如許偉大！
2002年12月21日，旦祥村第四版後記
承蒙王培元先生的盛意，在時隔八年之後，《人間魯迅》得以新版麵世，是很可感謝的。
上世紀90年代之後，有兩大文化現象同魯迅有關：其一是知識界把魯迅當作“激進主義”的代表人物，群起而攻之，曰“褊狹”，曰“左”，曰“仇恨政治學”，如此種種，是同“告別革命”、“反思五四”一類宏論一起出現的。其二，是教育界把魯迅作品清理出教科書之外，為此，還曾引發媒體一時的哄鬧。對於前者，我曾作文略陳己見，於後者則未置一辭，無論怎樣，卻始終認為，這類現象的發生是正常的、必然的，無非是社會思潮的一種反映，不足怪異。至於魯迅的聲譽是否因此受損的問題，看看他本人的自白便可以知道，他說，“我所憎惡的太多了，應該自己也得到憎惡，這才還有點像活在人間；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於我倒是一個冷嘲，使我對於自己也要大加汙蔑……”他原本便不想活著討人喜歡，身後被人“紀念”，——簡直太驕傲了！
僅僅因為有人對魯迅施與攻擊以顯示其優越，至今覺得重版這部關於魯迅生平的著作，還有那麼一點意思，至少對我個人來說是這樣。我不認為傳記就一定是純“客觀”的書，在這部書裏，一樣寄存了我的愛憎，不平與抗爭，向往與追懷。
此記。
作者
2010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