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小憨生吧？在那裏探頭探腦做啥？進來！”
聽她這麼說話，我挺不服氣，硬著頭皮向前走了一步。
“你怎知我叫憨生？”
“那俺就是知道！”她搖著短發，眯起一雙秀目挑戰似的盯著我。我被她瞧得低下頭，她用勝利者的口吻說，“嘿嘿，認啦！別扭扭捏捏的，過來，坐我身邊。”
我好像無法抗拒她的命令，垂頭喪氣、心甘情願地走過去，坐在她身邊，像小學生似的聽她說話，聽得入迷。她講她的學校，她的老師，她的同學，講得非常有趣。她說的我都覺得新奇，不能不佩服，但我又不願被她征服，心中老有那麼點不服氣，想找機會同她拗一拗。她講她們在學校演話劇《鬱壘》，她飾林黛玉，同她最要好的一個同學飾賈寶玉，我終於找到了話茬。
“那書上的賈寶玉是男的還是女的？”
“男的呀。”
“那怎麼到你們演的話劇裏就變成女的了？”
“誰說他變成女的啦？他還是男的呀!”
“男的？你的同學有男的嗎？”
“這不是演戲嘛。”她拍著手，笑得前俯後仰。
“演戲怎麼樣？演戲也不能將男的變成女的。”
“女的可以演男的！”
“不可以！”
“就是可以！”
“三姨，”她向我母親求援，淚珠在睫毛一抖抖，“你看他多不講理。”
媽看她哭了，罵我道：“你姐一來你就把她惹哭，不是東西！你不懂，又不聽你姐說，就知道強！”
過了一會她看我悶悶的，又來說好話哄我，還把她路經南陽買的一隻玉鵝送給我。
我的知識積累，得益於同她的爭論。賣油茶的油茶壺裏是不是放了條小長蟲 ？華萊士能不能當上總統 ？伯格尼尼是不是用皮鞋作過琴座？張大千是國畫大師還是油畫大師？李清照逛過沒有逛過相國寺？原子彈是不是厲害過死光 ？上天下地，沒有問題我們不爭論的。有時她生氣不理我，到末了還總得讓我。看電影，逛相國寺或是去找女同學，她還總喜歡帶上我。
她天賦很高，也很會當姐姐。她常幫我複習功課，她用了一個暑期輔導我學習初三的功課，使我隻讀兩年初中就考上了全省最著名的一所高中。雖說我嘴硬，但打內心欽佩她，簡直可以說對她有點崇拜。
那年春節我跟著她去逛相國寺，看了馬家的彈弓 ，看了八角琉璃殿裏的千眼千手佛，看了商場。在相國寺大門旁邊，她走進一家絨花店，要買一個綢蝴蝶。她想買桃紅的，我非說深紅的好，她依了我。
“來，給我卡上。”
我接過發卡，把綢蝴蝶卡在她的黑發上。她歪歪脖子，甜甜地笑著：
“好看嗎？”
“好看。”
“咦——太陽打西麵出來啦？嘴咋變得這樣甜了？”
白絨絨的雪片飛舞著，周圍混混沌沌，街景籠在乳白的氤氳裏，隻覺得迷茫悠遠。她走在前邊，那隻鮮豔的紅蝴蝶一閃一閃，像翩躚在濃密的柳絮裏，直飛到春的深處。我盯著那隻蝴蝶，追趕那翅翼上的春暉。
“累了吧？冷了吧？來，把手放在姐的袖筒暖著。”她停住步，拉起我的手，“姐給你唱個歌你就不冷了。”
春天裏來百花香，
啷裏格啷裏格啷裏格啷……
唱著跑著笑著。
她有音樂天才，嗓子好，小小年紀就在城裏唱出了名，常常參加音樂會。我喜歡聽她唱歌，我在上房看書，廂房一傳出她的歌聲，就凝神望著紗窗外的藍瓦諦聽。如果在雪夜，我會跑到院中，久久佇立在雪地上，金色的燈光，金色的雪，金色的歌，構成了一個個金色的夜景。可我又常常同她搗亂，學她的“女高音”，使她無法練習，有時逗得她哭，但她不記恨。
那時，誰能想到快樂天使般的秀表姐，成年後會遭受那麼多苦難！她的生活道路布滿坎坷，但她是強者，她沒有向乖舛的命運屈服。1959年“反右傾機會主義”反到她這位年輕大學教師頭上，給予很嚴重的處分，一直不給她平反，使她成為全國寥寥幾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的一個，這不能不是一種痛苦的滑稽。後來她到了新疆，幾經周折又回到開封。“文革”開始，她這個每月領幾十元工資的教師。又成了三名三高人物，白專道路典型，被輪番遊鬥，直到將她鬥得昏迷不醒。闊別十八年之後，1967年我在鄭州見到她時，雙腿不能直立的她，剛為表姐夫辦完喪事。世事滄桑豈能盡言？往事如煙，拭幹淚水，我在月地上踏著光禿的梧桐樹枝的陰影徘徊良久。我相信還有黎明，還有綠葉。我寫了一首長詩給她，為童年的燈光和哥聲，為眼前白楊樹上倒懸的一隻雲雀……在倒懸和嚴塞中，雲雀那顆小小的心髒還在激跳；在艱難困苦中，她沒有放棄她酷愛的聲樂藝術。她是一位真正的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