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傳播火種
敵人發布通緝令，賞格出到一萬大洋，要捉拿“過激黨”毛澤東。有人發現毛澤東還在長沙街頭活動，就勸他趕快離開。然而，以革命事業為重的毛澤東卻說：沒什麼了不起！再說長沙人多，我頭上又沒有貼“毛澤東”三個字，他們哪能那麼容易抓住我！
中共“一大”會場被抄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湖南長沙。
大地燥熱，暑氣蒸騰。夕陽被濃重的烏雲吞沒了，天空像被罩了一層打了補丁的灰幕，大地慢慢暗了下來。霎時，狂風大作，電閃雷鳴，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
湘江岸邊的小西門碼頭，車水馬龍，人流如織。行人中有一位身著長衫、手拿雨傘的年輕人，他的身後跟隨著一位熱情純樸、文質彬彬的中年人。他們行色匆匆，大步流星地登上一艘即將起航的小火輪。
這兩人就是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的毛澤東和何叔衡，他們代表長沙小組的六名黨員，前往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大會。
去年八月，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稍後，毛澤東受陳獨秀的委托，在長沙也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到今年上半年，全國共成立了六個共產主義小組，另外在日本、法國的中國留學生和華僑中也先後成立了這樣的組織。此時，全國已有中共黨員五十多人。
為組建一個全國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秘密進行了籌備工作，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馬林給予了具體幫助。前幾天，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接到一份通知，要他們各派兩名代表來上海參加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由於湖南軍閥的殘酷統治，反動勢力猖獗，毛澤東與何叔衡不得不秘密行動，出發時既沒有向親友告別，也沒有讓家人送行。謝覺哉在當天的日記裏寫道：“午後六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赴全國 ○○○○○之招。”這五個圓圈，後來謝覺哉解釋是“共產主義者”，因為他知道這是一件非同尋常的大事，當時怕泄露秘密，隻能以圈代意。
這的確是中國曆史上的一件大事。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國內外七個共產主義小組派出的十二位代表，他們是上海代表李達、李漢俊，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長沙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武漢代表董必武、陳潭秋，濟南代表王盡美、鄧恩銘，廣州代表陳公博，留日代表周佛海。
會議原定由陳獨秀主持，因他在廣州公務繁忙不能脫身，特指派包惠僧參加。與會的還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科爾斯基。很遺憾，被譽為中共創始人的“南陳北李”（陳獨秀、李大釗）都沒有出席第一次代表大會。
這是一次年輕人的大會，最年長的何叔衡不過四十五歲，最年輕的劉仁靜隻有十九歲。十五位與會者的平均年齡二十八歲，正巧是毛澤東的年齡。以後改變中華民族命運的中國共產黨，最初就是由這樣一些年輕人成立起來的。他們或西裝革履，或長袍馬褂，是清一色的知識分子。
各地代表在開會的前一天全部到達上海，除尚在度蜜月的陳公博夫婦住在大東旅社外，其餘代表均下榻於法租界博文女校內。當時正值暑假期間，為便於隱蔽，會議以“北大暑期旅行團”的名義租下了學校臨街樓房的二層。
毛澤東住在西頭的後麵一間，張國燾和包惠僧住在東頭的一間。樓下住著一個年過半百的校役，他的任務一是為代表燒水做飯，二是為代表望風把門。
會場設在離學校不遠的望誌路一○六號（今業興路七十六號）。這棟中西合璧的石庫門建築，是國民黨元老、李漢俊胞兄李書城將軍的寓所，人稱“李公館”。樓上是李書城夫婦的寢室和書房，中共“一大”會場就設在樓下十八平方米的客廳裏。此時李書城夫婦正在外地度假，一般認為在這裏開會是比較安全的。
七月二十三日，夜幕低垂，路燈初上。大街上已車稀人少，偶爾可見一兩輛警車在鬼哭狼嚎地來回巡邏。晚飯後，口音不同、服飾各異的與會代表如走親訪友般陸續走進李公館。小小的房間，十五個人坐下來顯得滿當當的。
會場布置得簡單明快，但氣氛莊重嚴肅。中間擺放一張長方形餐桌，餐桌上放有花瓶和茶具，餐桌四周放有十二張方凳，靠近東西兩牆分別擺放茶幾和兩把椅子，北牆有門通向後屋，門西側擺著一張舊寫字台，南牆由一排六扇落地窗門組合而成，它通往鄰接望誌路的前門。各代表席上放著幾張油印的文件，沒有懸掛旗幟，沒有張貼標語，沒有政治口號。
晚八時許，一個身穿大褂的瘦弱青年興奮地站起來，他盡量壓低自己的嗓音，用江西萍鄉話莊嚴宣布：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現在開始！
這位青年叫張國燾，兩年前他在北京大學讀書時曾參與領導過五四運動，人比較活躍，善於辭令，與負責大會籌備工作的二李（李達、李漢俊）關係較好，所以大家一致推舉他為大會主席。代表們還推舉毛澤東、周佛海做記錄，李漢俊、劉仁靜做翻譯。
張國燾首先報告了大會的籌備經過，宣布了大會議程，即製定黨的綱領、工作計劃和選舉中央機構。張國燾還宣讀了陳獨秀的信：“一曰培養黨員；二曰民主主義之指導；三曰紀律；四曰慎重進行發動群眾。政權問題，因本黨尚未成立，應俟諸將來，而先盡力於政治上之工作……”
張國燾稍作停頓，然後彬彬有禮地提議：“現在，請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同誌獻辭！”
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內夫利特，荷蘭人，三十八歲，身材魁梧，生就一雙藍寶石一樣的大眼睛，留著毛茸茸的絡腮胡子。他原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民族殖民地問題委員會書記，去年八月被任命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一個月前來到上海。
馬林亮起洪鍾般的嗓門，講起話來像撕開一整匹布料般沒完沒了。他一口氣講了三四個小時，一直講到深更子夜。他的一席話，給毛澤東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給包惠僧的印象是“口若懸河，有縱橫捭闔的辯才”。
接著，是來自蘇俄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兼赤色職工國際使命的尼科爾斯基講話。這位二十三歲工人出身的俄羅斯人，首先對中共“一大”的召開表示熱烈祝賀，接著介紹了在伊爾庫茨克建立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情況和不久前成立的赤色職工國際的情況。最後他建議給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發電，報告中共“一大”勝利召開的喜訊。
與此同時，在李公館外麵的馬路上，有一個身穿灰布長衫的中年人像獵犬一樣來回亂竄，他就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長程子卿。據後來有關檔案披露，馬林的身份早已暴露，他一到上海就被警方作為“赤色分子”予以通緝。當程探長追至望誌路與樹德裏的分岔路口時，發現被跟蹤的那個“外國赤色分子”神秘地失蹤了。程探長大失所望，無奈地對著各家各戶燈光明亮的窗戶唉聲歎氣。
在以後的數日內，考慮到大會的安全，這兩位金發碧眼的洋代表就沒再參加會議，責成大會主席張國燾去他們的住處彙報當天的會議情況，同時聽取他們對會議的指導性意見。
毛澤東除擔任記錄外，隻作過一次發言，即向大會報告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的情況。毛澤東條理清晰、簡明扼要的發言，受到了與會代表的高度重視和一致好評。當時，長沙小組的工運和宣傳工作已小有名氣，與其他小組相比，長沙的組織是比較統一和整齊的。
會議的前兩天，主要是擬定議事日程，聽取各地小組工作報告。中間休會兩天，用於起草黨的綱領和工作計劃。第三、四、五次會議專門研究了中國共產黨的綱領。
第五次會議結束後，張國燾照例前往馬林的住處彙報關於黨綱和決議的討論情況。當聽到黨綱中那句“要聯合共產國際”時，馬林抿嘴蹙眉聳了一下肩膀，毛茸茸的臉上露出吃驚和憤懣的神色。他感到有點不對頭了，這不是把上下級關係搞顛倒了嗎？於是他堅決要求參加下一次會議，並決定在會上陳述自己的觀點。
七月三十日，大會舉行第六次會議。晚飯後，李公館的客廳裏聚集了十四個人（一人請病假），馬林和尼科爾斯基第二次出現在會場上。按原定議程，在這最後一次會議上先由馬林代表共產國際對幾天來討論的各項問題發表意見，然後再通過黨綱和決議，選舉中央局。
代表們落座後，主持會議的張國燾剛剛作完簡短說明，稱“國際代表馬林同誌要向大家作一次重要的講話”，而馬林幹咳幾聲清理一下嗓子正要作長篇大論，這時布門簾被掀開了，一個身著灰布長衫的中年男子闖了進來。
這個破門而入的陌生人就是巡捕房的程探長。這一次他看得清清楚楚了，那個“外國赤色分子”就是鑽進了樹德裏。他亦步亦趨地悄悄追到裏弄，側耳細聽後，闖進一個有人說話的房間。
真是不幸中之萬幸，那個跟蹤“外國赤色分子”的程探長並不曉得屋裏正在召開準備改天換地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否則與會人員將要被一網打盡，中國共產黨有可能胎死腹中。
麵對這位不速之客，李漢俊馬上問：“你找誰？”
“找社聯的王主席。” 程探長用詭秘的目光朝大家掃視一遍，一眼發現了那個“外國赤色分子”也坐於其中。
不錯，與李公館隔一幢房子的地方，有一個社聯組織，但李漢俊知道這一組織並不設主席，也沒有姓王的人。於是說：“這裏不是社聯，更沒有姓王的主席。”
“對不起，我找錯了地方。”程探長一邊哈腰致歉，一邊匆匆退去。
事情引起代表們的懷疑，富有秘密工作經驗的馬林很機警，預感這是不祥之兆。他問：“這個人你們認識嗎？”
大家都說不認識。
馬林像彈簧似的從座位上一下子跳起來，以手擊桌說：“此人可疑，一定是包打聽（密探），我建議立即休會，大家趕快分頭離開。”
全體代表不約而同地站起來，迅速將文件收藏好，然後打開南麵的玻璃門，穿過天井從前門撤離。上海的弄堂房屋平時一般都走後門，這次大家從前門魚貫而出，意味著情況緊急，如同走太平門，毛澤東等人的身影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李漢俊作為房主不宜離開，陳公博自願留下作陪。他們把所有的文件和寫有文字的紙張燒掉以後，陳公博點起一支煙，兩人便一同上樓休息。
果然不出所料，陳公博的那支煙還未吸完，樓下就響起了急促的敲門聲。原來法租界巡捕房開過來兩輛警車，九名巡捕強盜一般破門而入，並氣勢洶洶地命令李漢俊、陳公博坐在一邊，不許走動，不許說話，甚至不許喝茶。
他們翻箱倒櫃地嚴密搜查，一個巡捕從書架上抽出一本介紹社會主義的書，便如獲至寶地夾在胳肢窩裏。在樓下的客廳裏，一個巡捕拉開寫字台的抽屜，發現裏麵有幾張稿紙，拿出來翻看一下，又不耐煩地放了回去。
這太危險了！由於疏忽大意，匆忙離開的代表忘記了檢查抽屜，那幾張稿紙原來是一份黨綱草案，幸虧塗改得很亂，字跡模糊不清，難以辨認，才未引起他們的注意。
搜查之後，總巡開始訊問：“你們誰是房東？”
“我是。”李漢俊懂法語，他點頭哈腰地用法語作答。
“你們剛才在開什麼會？”
“沒有開會，是北京大學的幾位學生在這裏聊天，商討編輯《新時代叢刊》的問題。”
“那兩個外國人是什麼身份？來這裏幹什麼？”總巡以為抓住了把柄。
“他們是英國人，北大的外籍教授，暑假來上海交流學術問題。”李漢俊不慌不忙地應付著。
“你是日本人吧？”一個巡捕指著陳公博問，因陳公博廣東口音的國語聽起來和外國人講話是一個味兒。
“我是廣東人。”陳公博南腔北調地回答著。
“來上海幹什麼？”
“我是廣東法專的教授，這次暑假，是來上海旅遊的。”
“住在什麼地方？”
“就住在這裏。”陳公博不想告訴他住在大東旅社，以免節外生枝。
總巡轉過身來指著書架問李漢俊：“家裏為何藏這麼多書？”
“我是學校的教員，這些書是供教學參考和研究使用的。”
“為什麼有介紹社會主義的書籍？”
“本人兼任商務印書館的編譯，什麼書都要看看。”
後來總巡得知這裏是國民黨元老李書城將軍的寓所，又未發現槍支彈藥，態度有所轉變，氣氛開始緩和。
最後，總巡用法語教訓了一頓李漢俊：“你們這些知識分子可能有某種政治企圖，不過我要忠告你們，現時中國的教育尚未普及，什麼都談不上，希望你們要安守本分，集中精力辦好教育，不要參與政治活動。”
法國巡捕沒有抓到“違法”的證據，也沒有從李漢俊和陳公博嘴裏得到什麼東西，他們一無所獲，隻好順坡下驢怏怏而去。但他們對“外國赤色分子”曾經到過這裏仍放心不下，於是在四周布置了很多密探。
毛澤東從會場撤離以後，在大街上兜了幾個圈子，鑽了幾個裏弄，七彎八拐甩掉他身後可疑的人，來到環龍路蕭子升的住處。
蕭子升又名蕭旭東，是毛澤東的同學和密友，他們曾一起遊學當過“乞丐”，露宿野地時還差一點被毒蛇咬著。三年前新民學會在湖南成立，蕭子升為總幹事，毛澤東、陳書農為幹事。蕭子升聽說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認為這是一件史無前例的大事，便從長沙趕到上海陪伴毛澤東。
毛澤東拉著蕭子升的手急促地說：“剛才會場出事了，闖進來一個密探。代表們已分散各處，隻能保持間接的聯係。現在會場可能已被巡捕包圍，我住的地方也不一定安全，你以後不要再到那裏找我，有事我會通知你的。”說完就匆匆分手了。
毛澤東以為密探會順藤摸瓜地追到博文女校，因而未敢馬上回住處休息。他圍著學校轉了幾圈，一直等到東方欲曉，覺得周圍確實沒有異常情況，這才壯起膽子溜進了校門。
其實，在博文女校外邊黑乎乎的樹蔭下，就隱藏著一胖一瘦兩個密探，大胖子像死豬一般昏昏大睡，小瘦子不時用蒲扇扇風驅蚊。
“別打瞌睡了，放跑了過激黨，咱們都沒有好果子吃。”年歲大一點的小瘦子捅醒了正在打鼾的大胖子。
“別嚇唬人啦！學校早就放假了，學生都回家了，哪會有什麼過激黨。”大胖子眯縫著小眼，懶洋洋地說。
“學校裏住著北大旅行團，你不知道，北大的學生最愛鬧事，剛才搜查李公館時，聽說那裏就有北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