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失蹤使魯迅感到特別悲痛。但是，他沒有在所有有關的宣言上簽名。他知道，屠伯是決不會分神於抗議的；對於一個專製政體，什麼宣言都將不起作用。他根本不願意向政府乞求什麼。
這樣，剩下來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加倍工作。魯迅首先想到的是出版丁玲的書，讓丁玲的作品得以最廣泛的流布!丁玲失蹤後的第三天，他找到鄭伯奇，建議良友公司出版丁玲的長篇小說《母親》，並且吩咐盡快出書，出版後還得大做廣告。他親自查明丁玲母親的詳細地址，告訴良友主編趙家壁，得將丁玲的稿費分期分批寄出，以免被本家侵吞。 緊接著丁潘失蹤，又發生了一起震驚上海的事件：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楊銓被槍殺了!
魯迅與楊銓的接觸，始於民保盟成立前後。每次開會，楊銓總是事先寫了便條，請人驅車把魯迅接到會場，會後則由他親自陪送。接待英國劇作家蕭伯納時，兩人的接觸稍多，還曾合影過一次。對於這位熱血男兒，魯迅是有所了解的。他曾經這樣對人說過，楊銓本來是國民黨方麵的人，至於要同情共產黨，也不過為了民族而已。說起楊銓被害的情形，他認為，汽車被打爛，人被打死，而小孩子未受傷，可見楊銓臨危仍然是清醒的，才首先掩護了自己的孩子。對於楊銓臨死時所表現的鎮靜的態度和人性的流露，讚歎之餘，深表痛惜之情。 在楊銓入殮的當天，他不顧朋友的勸阻，同許壽裳一起前往萬國殯儀館。走前不帶鑰匙。他準備好了一切。
送殮歸來，晚上寫了一首七絕：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過了一周，他又做了兩首舊詩，自抒懷抱，其中一首雲：
如磐夜氣擁重樓，剪柳春風導九秋。
湘瑟凝塵清怨絕，可憐無女耀高丘。
丁玲失蹤和楊銓之死，有如兩塊大石壓在心頭，久久不能釋懷。
在此期間，謠言四起，各處風傳楊銓被刺後，接著又將殺害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人了。有一份報紙還披露了一份“鉤命單”，每個名字下麵都注有執行行刺任務的特務的代號。魯迅和楊銓名下的代號完全相同。魯迅在信中還頗幽默地說：“據聞在‘白名單’中，我也榮獲入選”，“繼楊杏佛而該死之榜，的確有之”。不過他認為，其中至少有一半的恫嚇來自“文虻”。還在丁玲失蹤後不久，一連五六日，都有人打電話到內山書店支店詢問他的住址。他估計也無非是文人所為。但是，恐怖無疑是存在的；所以在信上，也便有了“艱於行路”、“不能公然走路”的話。
當此“中國式的法西斯”流行之際，僅有六七個弄筆之徒名列“該死之榜”，也不必至於天下騷然，雞飛狗走的罷?“無怨於生，亦無怖於死”，他的態度是明確的。在給山本初枝的信裏，他寫道：“隻要我還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
楊銓死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活動便告中止，經過大半年的反抗與掙紮，終於無聲無息地解散了。
1933年是一個特別嚴峻的年頭。 從這時開始，在魯迅的文字中，不斷出現“文網”的字眼。其實，“文網”除了從刪改、禁毀作品直到通緝等來自官方的幹預手段之外，還有文人為同行設置的陷阱。魯迅本人即陷入了上海灘文人——他稱為“狐鼠鬼蜮”、“小虻”、“富家兒的鷹犬”、“無賴”、“覆麵英雄們”——的恫嚇、誹謗和攻擊之中。
自北京回來之後，便有小報登載消息說魯迅要出版一本新著，名為《北平五講與上海三噓》。所謂“三噓”的對象是：梁實秋、楊人、張若穀。考其出處，原來是在一個飯店裏，在家閑談到幾個人的文章時，魯迅曾經說過：這些都隻要以一噓了之，不值得反駁的。這時，同梁實秋的論戰已經過去，至於張若穀，實在連“噓”的資格也沒有；三個人中，楊人或者還有值得一“噓”的必要。 楊人早在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太陽社成員，後來加入左聯。1933年1月，他公開發表“脫離政黨生活”的自白；2月，在《現代》發表《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一文，宣稱“自由”地站在“政黨生活戰壕”之外，來“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號召同誌，整齊隊伍，也來紮住我們的陣營”。分明扯起“自由人”的旗子，背叛了革命，卻仍以“革命”標榜自己。早在1930年，他便化名“文壇走卒”，造謠說魯迅“拿到當今國民政府教育部大學院的獎賞”，於是乎大開湯餅會，慶祝海嬰周年生日，不料引起鬱達夫對亡兒的記憶，頓時傷感起來雲雲。大學院的錢是拿了的，但並非“獎賞”，當然後來到底被教育部裁撤了；至於“湯餅會”之類，更是無中生有。對此，魯迅一直保持沉默；直到楊人的自白出來之後，才作文加以揭露。然而，楊人逼人太甚，又發表《給魯迅的公開信》，說魯迅以諸葛亮自居，把無產階級大眾都當成阿鬥。信中還說魯迅向他放冷箭，而他實際上又如何為魯迅的老態而惶恐，如何“出諸至誠”雲雲。
魯迅終於寫了一篇《答楊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他認為，答複的必要，是因為楊人不失為一個類型，事關革命和社會，“個人倒還在其次”。 對於楊人，信中稱作“革命場中的一位小販”，以同“奸商”相區別。在《偽自由書》後記裏，還對楊人一類革命小販有過很深刻的批判，說：革命文學者，借革命來推銷他自己的“文學”，則革命高揚的時候，他正是獅子身中的害蟲，而革命一受難，就一定要以各種理由，走出陣線之外，好則沉默，壞就成為叭兒。楊人不甘沉默，結果成了叭兒。 魯迅因為接待過蕭伯納，還遭到文學社同仁的一場襲擊。 《文學》雜誌是鄭振鐸從北京到上海後創辦的，魯迅出席過組成編委會的一次晚宴，按理說，關係是算比較友好的罷?雜誌第二號即登出主編傅東華化名伍實的文章：《休士在中國》，無端虛構事實，對魯迅加以奚落。
文章說：“美國黑人作家蘭斯吞休士(Langston Hug-hes)於7月初經由蘇俄到中國，比之不久以前蕭翁來華的聲勢，真所謂‘不可同日而語’；不但碼頭上沒有女士們的歡迎，就是日報上也不見他的名字。這裏麵的道理自然很簡單：蕭翁是名流，自配我們的名流招待，且惟其是名流招待名流，這才使魯迅先生和梅蘭芳博士有千載一時的機會得聚首於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們名流心目中的那種名流，且還加上一層膚色上的顧忌!”倘事實如此，魯迅不就成了一個勢利小人了麼? 他氣憤之極，立即給文學社寫了一封信，要求公開發表。
信很短，但簡要。他嚴厲指出：“我看伍實先生其實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夠入座。不過他如果和上流的所謂文壇上的那些狐鼠有別，則當施行人身攻擊之際，似乎應該略負一點責任，宣布出和他本身相關聯的姓名，給我看看真實的嘴臉。”其實，休士他是見過的，隻是認為在此並無辯說的必要，隻要求對方就捏造的事實加以澄清。作為同仁或朋友，分明在背後搗鬼，見麵時倒又裝得十分客氣——他是不願意看到的。後來提到退出文學社的事，他說：“寧可與敵人明打，不欲受同仁的暗笑也。”
《文學》第三期同期刊登了魯迅、伍實的來函，以及編委會的複函。伍實在函中作了解釋，承認沒有侮辱或奚落之意，希望能夠消除誤會。編委會的複函公開了傅東華的名字，對發表伍實文章作了說明，末了表示歉意，希望取得魯迅的諒解。 1933年臨近結束的時候，上海文壇還有一場引人注目的論爭，圍繞《莊子》與《文選》問題，在魯迅與施蟄存之間展開。
9月29日，《大晚報》副刊《火炬》登出施蟄存填注的書目，一共兩項，在“欲推薦給青年之書”一格寫著：《莊子》，《文選》(為青年文學修養之根基)；《論語》，《孟子》，《顏氏家訓》(為青年道德修養之根基)。
《大晚報》固然是對他攻擊最烈的一份報紙，但類似的書目，同他十年前回答《京報副刊》的“青年必讀書”的意見正好相反。中國的事情總是翻來覆去。魯迅不禁因此聯想到發生在青年中間的許多複舊現象：學寫篆字，填詞，自刻古式信封，把新詩寫成方塊，等等。這些新青年，進的是學校，絲毫沒有沾染過八股毒，怎麼竟會變成這個樣子呢?再想起光緒末年的所謂“新黨”，三四十歲的中年人學外文，看洋書的那種進取之態，不免感慨係之。
魯迅用“豐之餘”的筆名，寫了《重三感舊》一文，並加了一條副題：“一九三三年憶光緒朝末”，前後比照，突出地顯示曆史倒退的現象。內容也如此，旨在證實“新式青年的軀殼裏，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謬種’或‘選學妖孽’的嘍。”文章批評的是一大隊遺少群的風氣，並非為施蟄存而發；施蟄存當然認為是針對他的，於是起而辯難，並且一直糾纏不休。魯迅也韌得可以，回敬的文章不下半打，稱之為“洋場惡少”。繼《“感舊”以後》上下篇，以及《撲空》、《〈撲空〉正誤》、《若“兼示”》之後，他又以不同的筆名，寫下《反芻》、《歸厚》、《難得糊塗》、《古書中尋活字彙》等。至此，論爭才算告一段落。 雙方論爭的一個重大觸點是：如何看待五四傳統問題。
魯迅從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兩個方麵進行統一考察。他向來看重思想革命，而把語言當作思想的載體。但也正因為如此，才從批評劉半農到施蟄存，回到繼續“為白話戰鬥”的話題，至於思想道德方麵，流傳了千百年的孔孟之道，以及《家訓》中的“顏氏渡世法”，難道是適合當今這個急劇變化的可生可死的大時代的嗎?所以，魯迅必須站出來，充當保衛“五四”的狙擊手。
在論爭中，魯迅並不專用力於施蟄存身上，他使用慣用的“春秋筆法”，旁及第三種人，胡適“放下官印，立地成佛”而終於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還有謠言文學，以及二醜藝術等等。因為諷刺的犀利，以致最後連文章也發不出去。
即使如此，他還是覺得這次論爭消耗太大了，本來是無須動太多筆墨的。在致姚克的信中，他寫道：“我和施蟄存的筆墨官司，真是無聊得很，這種辯論，五四運動時候早已鬧過了，而現在又來這套，非倒退而何。”直到1935年，施蟄存還寫了《“不得不談”的〈莊子〉與〈顏氏家訓〉》，為複古主義辯護。此外，還寫了《服爾泰》、《“雜文的文藝價值”》等文，算是對魯迅放了一通暗箭。魯迅沒有從正麵給予回擊，他本來便認為施蟄存此舉在於“取悅當道”，但當他確信施蟄存也當了“檢查官”，同“第三種人”在一起，並且發表一些反蘇的論調時，這才輕蔑地提到他的名字。在私人通信上，則稱之為“卑怯的叭兒”，足見憤慨之深。
這時，文壇日益複雜化，事件不斷發生：獻檢查之秘計，施離析之奇策，起謠諑兮中權，藏真實兮心曲，立降幡於往年，溫故交於今日……對魯迅來說，最先有《中央時報》的討伐，接著有《時事日報》，後起的則有《大晚報》和《大美晚報》的合夥的討伐。此外，還有《社會新聞》，《微言》，等等。魯迅成了眾矢之的。1933年末，他曾預言：“恐怕會有檢查製度出現。”果然，次年2月，國民黨中央黨部下令禁止100種文藝和社會科學書籍，以及76種期刊的出版和發行；3月，特別市黨部相應發出查禁書刊的密令。魯迅的著譯，均在被禁之列。5月，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成立。這是專司文化暗殺的機關。許多作品，都在這裏遭到肆意的刪改、禁止、沒收，而且不許聲明，像銜了麻核桃赴法場一樣。比較搗毀上海良友圖書公司、神州國光社、藝術電影公司等文化機關的暴力行為，分明是一種暗暗的死。1934年末，魯迅又預料，當局又要“另結新樣的網”了。然而，事態變化的迅速與嚴酷，又遠遠超乎意料之外。
真是無法可想。 魯迅過去的老朋友林語堂，繼《論語》之後創辦《人間世》半月刊，提倡幽默小品。對於幽默與諷刺，魯迅曾經指出兩者之間的區別，力倡寫真實，肯定作者介入現實鬥爭的熱情。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翼下的微風文藝社澄清黨政機關嚴厲製裁“魯迅林語堂兩文妖”，居然把兩人的作品捆到一起，然而，在左聯內部，在批評《人間世》的同時，也對小品文取一律掃蕩的態度：甚至特地開了會，公開提出反對寫雜文，要寫“偉大的作品”。這是魯迅意想不到的。
筆名林默的廖沫沙是始作俑者。在魯迅以公汗的筆名發表《倒提》一文之後，又是他，向魯迅放了一回暗箭。《倒提》從外國人倒提雞鴨一事說起，對一些華人為此大鳴不平，以為洋人優待動物而虐待華人，竟至於不如租界的雞鴨者，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說，我們無須希望外國人待我們比雞鴨優，即使順提，又何補於歸根結蒂的運命?在這裏，魯迅暴露了國民中的奴性心態，再度批判傳統的恩賜觀點。他說，我們究竟是人，和雞鴨不同。“人能組織，能反抗，能為奴，也能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淪為輿台，自由解放，便能夠獲得彼此的平等，那運命是並不一定終於送進廚房，做成大菜的。”
這意思本來極明白，但是到了林默那裏，卻被理解為：第一是西洋人並未把華人放在雞鴨之下；第二是說明西洋人的優待，不應該再鳴不平；第三是說明西洋人對華人的虐待必不可少，而且大可進一步；第四是從“古典”來證明華人沒有出息。於是，他寫文章下結論道：《倒提》的作者在替西洋人辯護，所以是“買辦”! 林默的文章叫《論“花邊文學”》，發表在攻擊魯迅最烈的《大晚報》上。文中還順勢否定所有雜感，認為頗盡八股之能事，“雖然不痛不癢，卻往往滲有毒汁，散布了謠言。”他把這種文章名之曰“花邊文學”的傑作，而且斷言，這類“走入鳥道以後的小品文變種”終有流傳不下去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