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與啟蒙
1931年9月18日，日本駐關東軍隊突然襲擊沈陽，接著入侵吉林、黑龍江。國民黨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短短三個月內，日軍迅速占領了我國東北全境。國難當頭。舉國上下，一麵是投降與倒退，一麵是救亡運動的高漲。
從這時開始，魯迅寫下大量的時事評論，在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的同時，抨擊國民黨政府的投降政策和專製政策。這些時評，以《偽自由書》為最集中也最直接。在戰爭剛剛揭開帷幕的時候，在蔣介石以民族領袖自居而宣稱“攘外必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的時候，在淪為異族的危機使每一個中國人變得空前亢奮的時候，魯迅提醒大家說，不要忘記中國本來就是一個奴隸國家，我們從來就是一群奴隸!他認為，民族生存的關鍵，在於使廣大奴隸獲得做人的基本權利。因此，針對打出“民族”旗號而為政府著想，盡“寵犬”的職分，極力維護現代奴隸製度的喧囂一時的“民族主義文學”，他寫下長文，指出：這是一群流屍，而流屍文學是與流氓政治同在的。當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國內輿論日益偏向統一戰線和保衛國防的宣傳時，魯迅仍然從自己的獨特的階級論出發，清醒地透視了從理論到實踐都仍然處於混沌未解狀態的民族問題，從而確定自己在一場新的民族革命戰爭中的位置，一如既往地為奴隸的徹底解放而鬥爭。
魯迅的深刻性還在於，他不但指出抗戰的障礙來自統治階層，而且來自國民自身。他常常把權力者的專製手段同國民的愚昧表現，把權力者的政治心理同國民的文化心理結合起來加以描述和分析，在使統治者無所遁形的同時，讓國民意識到自身的責任。一麵是救亡，一麵是啟蒙，不是救亡壓倒啟蒙，而是在救亡中啟蒙，以啟蒙從事救亡。在特定的救亡時期，啟蒙的主要任務則在於打掉中國政治劇目主持人的欺騙性，把幕後的醜劇搬上前台。《二心集》的後半部，《南腔北調集》，《準風月談》，都是這樣的短小精煉，入木三分的文字。其中，《宣傳與做戲》《經驗》《諺語》《沙》《偶成》《漫與》《世故三味》《謠言世家》《火》《搗鬼心傳》《現代史》《〈殺錯了人〉異議》《二醜藝術》《華德焚書異同論》《由聾而啞》《同意和解釋》等，都寫得十分漂亮，比之《熱風》諸篇什，更紮實，更沉著，更具藏鋒。 在白色恐怖之下魯迅的處境愈來愈艱難。上海事變以後，長達一個月內，甚至於流離失所，連一個可供寫作的環境都沒有了。正如他在信中所說：“時危人賤，任何人在何地皆可死。”一個中國人，一個知識分子，當此內憂外患的時代還能做什麼呢?他心裏想的，還是要說話，要寫文章，打破禁錮的沉默。 1932年1月，《中學生》新年號征稿，要魯迅麵對中學生說說今後努力的方針。他的答複十分明確，說：
編輯先生：
請先生也許我回問一句，就是：我們現在有言論自由麼?假如各先生說“不”，那麼知道一定也不會怪我作聲的。假如先生意以“麵前站著一個中學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說一點，那麼，我說：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自由。 1932年間，在左翼批評家與“自由人”和“第三種人”之間，展開了一場新的論戰。論戰的中心，仍然是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問題。 早在1931年底，胡秋原在他主編的《文化評論》創刊號當創刊詞發表的《真理之檄》，還有《阿狗文藝論》，一麵批判封建意識和南京政府的文化政策，一麵批評左翼文化運動，把“普羅文學”和“民族主義文學”都稱之為“阿狗文藝”。在左翼批評家的回擊之下，後來又發表了《文化運動問題》《是誰為虎作倀》及《勿侵略文藝》等文，堅持自己的“自由人”觀點，反對政治對藝術的介入，表明一種矛盾的立場和理論上的混亂。稍後，杜衡以蘇汶為筆名加入了這場論戰。他基本上站在胡秋原一邊，提出“第三種人”的觀點。從此，關於“自由人”的論爭便轉向“第三種人”的論爭，論爭的中心，也隨之轉移到《現代》雜誌上。
魯迅介入這場爭論很晚，直至蘇汶破門而出，才發表第一篇文章：《論“第三種人”》。作為左聯盟員，蘇汶竟然把矛頭對準了“左翼文壇”；這種簡直近於叛賣的立場和極不嚴肅的態度，使魯迅非常反感。但是，他沒有使用過去對付論敵的近乎刻毒的諷刺筆調，也沒有使用周揚等往往把問題歸結為階級本質的簡單化的做法，而是以雄辯的事實和顯淺的比喻，辯說蘇汶所言及的兩個要害問題，即“第三種人”是否存在，以及大眾文藝的價值問題。
在專製的現代中國，不做奴隸，就是奴才，簡直沒有逃路。無論如何以“自由”“中立”相標榜，最後難免要分化；所以在魯迅看來，論證“第三種人”存在與否不重要，全部的意義在於政治實踐。針對蘇汶對“橫暴的左翼文壇”的斥責，魯迅說，左翼作家有著引導的責任，但在“一黨專政”之下決沒有超越指揮刀的威權，因此，所謂的“第三種人”也即“作者之群”說是因為左翼文壇的威嚇而擱筆，也隻能是自欺欺人的謊話而已。魯迅承認，自有左翼文壇以來，理論家犯過錯誤，作家之中也確有“左而不作”的，並且還有由左而右，甚至化為民族主義文學的小卒，書坊的老板，敵黨的探子的；但是，它依然按照固有的方向不斷克服著，進軍著。
至於說到大眾文藝，連環圖畫，唱本，魯迅並不認為是沒出息的。他說，左翼也要托爾斯泰，弗羅培爾，但不要努力去創造一些屬於將來的東西的托爾斯泰和弗羅培爾。他由來憎厭那種輕視民間文藝的自以為高貴的貴族化觀點，而且並不以為形式是決定一切的。
對“自由人”和“第三種人”理論的論戰，由於左翼批評家是從黨的理論和政策立場出發的，所以，一經黨內的領導人的指示，很快地便偃旗息鼓了。令人不解的是，遲遲出戰的魯迅，卻在同一營壘中人歸於沉寂以後，竟獨力把論戰堅持下去。他接連觀察到這樣兩種現象：其一是這些貌似超脫的理論的提倡者，已經賣身權門，同其他一些走狗文人為伍；還有一些更可怕的現象是，這些變化了的“第三種人”居然同自己的一些“同誌”聯成一氣，甚至惡意地拿他當玩具了。隨著情態的發展，尤其在1934年以後，他對所謂“第三種人”的態度也就變得日漸嚴厲起來。 1932年11月9日夜間，周建人來寓，交給他一封“母病速歸”的電報。次日上午，他冒雨購得車票，晚上向內山老板辭行，第三日早晨便匆匆北去了。
到了北京，便立即寫信給許廣平，報道母親稍愈的消息。此間，許廣平也都不斷給他寫信，勸他寫小說，或者玩玩，流露出女性特有的溫存。往日的朋友，待他很好，使他深感在上海勢利之邦是看不到的。但是，許羨蘇已走，許壽裳不在，而許廣平此刻也隻能作紙上談，內心是寂寞的。比起三年前的一次，顯然少了那一份欣悅，而多了中年以後的愴涼。
在京居留期間，他什麼也沒有寫成，惟一的成績或許仍是演說。他一共講演了五次，在北京大學，在輔仁大學，在女子文理學院，在師範大學，在中國大學。聽講對象全是青年學生。關於講演的盛況，報章揭載說，“在各大學演講，平青年學生為之轟動，曆次講演地方均門碎窗破。自15年後，此種群眾自動的熱烈表現，惟東省事件之請願運動差堪仿佛之。” 這就是著名的“北平五講”。
所講還是文藝問題和知識分子問題，政治問題是透過這些貌似純文化問題來表現。他指出，稱中國文學為官僚文學是不錯的。他對中國文學有一種很獨特的分類法，就是廊廟文學和山林文學兩大類。前一種是幫忙文學，但既幫忙也就得幫閑，幫閑文學實在也是幫忙文學。至於後一種雖然暫無忙可幫，無閑可幫，但身在山林，心存魏闕，畢竟是一家子。大凡要亡國的時候，皇帝無事，臣子便談談女人，談談酒，像六朝的南朝；開國時，這些人便做詔令，做敕，做宣言，做電報，做所謂皇皇大文。目下的文化人大談女人與酒；豈吉兆哉!在此，魯迅做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暗示。
回顧幾年來革命文學演變的曆史，魯迅指出，在專製統治下所謂“革命文學”是怎樣成為“遵命文學”的。這裏說的遵命文學，完全不同於他對自己在“呐喊”時期的創作的統稱，而是指受官方保護的文學。他說，有幾類人物是值得特別研究的：其一，膽小而要革命，如葉靈鳳之流。其二如張資平之流，大講馬克思主義，其高超處使人難以理解，又絕非實際所可做到。這樣的革命文學，其實仍是遵命文學，還有，便是“為藝術而藝術”一派，對於時代變遷中的舊道德，舊法律，舊製度毫不顧及，表麵上仿佛很純粹，實則也是遵命文學。他說，目下的作品，很難代表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多為勞苦大眾，以他們的思想和文筆，都不足以構成文學。中國到底有沒有無產階級文學，哪些才能算是無產階級文學?應當怎樣估量它們的價值?至今，他仍然沒有中止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可以肯定的是，在五四的“文學革命”，即西裝先生的“皮鞋腳”勝利之後，下等人的“草鞋腳”要插進文壇；它遭到霸占文壇的“皮鞋腳”的拒絕，這也是當然的事。
關於知識分子，他分為新舊兩種。他的所謂“新”，並不包括浮遊於社會上層的部分。新知識者立足於現實，在實際鬥爭中尋求自己的藝術，表麵上看起來好像很自私，然而他的事業既然同大眾結合，那麼他的存在也就不是單單為自己的了。他指出，所謂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存在，至少得有一個可以容納個性自由發展的空間，可是，在中國這塊曆代專製的國土上是連半點空隙也沒有的。所以，要贏得自由和獨立，就必須正對權勢者，如果力圖避開權勢者的注意而奢談什麼“自由人”、“第三種人”，以及“為藝術而藝術”之類，倘不是幼稚或淺薄，那麼簡直就是欺騙了。
談到新興的未來派藝術，他的評說也很獨特。他說，文章本來有兩種：一種是看得懂的，一種是看不懂的。不過人家歐洲是不管看得懂看不懂的——看不懂如未來派文學，雖然看不懂，卻是拚了命的。但是中國就找不出這樣的例子，老是做戲似的，常有新主義而貨色照舊。他說還有一點希望，就是：作者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又不可放的太大。譬如文學，徜寫所謂身邊小說，說苦痛嗬，窮嗬，我愛女人而女人不愛我嗬，那是很妥當的，不會出什麼亂子。如果一說及中國社會，說及壓迫和被壓迫，就不行了。如果再遠一點，說什麼巴黎倫敦，再遠如月界，天際，可又沒有危險了。他告誡說，不要隻注意近身的問題，或地球以外的問題，社會上的實際問題也要注意些才好。
最後一次講演，題目是《文藝與武力》。他說，凡是叫喊自由和反抗的文學，統治階級一定要用武力加以壓迫。但是無效，於是使用麻醉政策，收買一些無恥文人，用文字加以粉飾。不幸文學是社會的，不是幾個人的，這就不免仍然有不平。既然麻醉也無效，惡性循環，隻好又訴諸武力了。他又說，言論與文學，自上古以至今日，自世界以至中國，均屈服於統治階級。所以，爭取言論自由，與努力於新文學建設，實在是文化人當前的急務。
北京、上海、南京，還有各地方的報刊，紛紛報道魯迅返回北京的情況，期間夾雜了不少流言。有說他受了不愉快的壓迫才悄然北遊的，有說他負有特殊的使命的，有說他“卷土重來”是為了做教授的，等等。然而，這些於一個戰士絲毫無損，他所關注的，惟是現實社會中的抗爭。
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進攻山海關，接著進犯熱河。國民黨軍隊在熱河的20萬駐軍不戰自潰，致使關內大片土地相繼淪亡。
民族危機非但沒有緩解階級矛盾，反而給統治者造成加強控製的機會。國民黨政府除了繼續出動軍隊圍剿中央蘇區以外，仍然以通緝、綁架、囚禁、酷刑、虐殺對付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在壓製知識界中反黨治和其他反內戰的運動的同時，強化黨化教育也即奴化教育，在“訓政”的招牌下大力宣傳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對於大獨裁者來說，所謂民族主義，不過是專製主義的一種點綴品或代償品而已。 經過將近半年的醞釀和籌備工作，一個以保護及營救政治犯以及爭取公民權利為職誌的團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於12月間在上海正式宣布成立。
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以她在國內的特殊地位、天才的組織能力和活動能力，以及業已形成的國際聲望，成為民保盟的執委會主席，蔡元培為副主席，魯迅應蔡元培邀請入盟，補選為執委。
比起左聯，民保盟是一個具有更鮮明政治色彩的組織，但它隻是爭取民權，不專為一黨一派效力。既然民保盟保障的是被政府定罪的人的人權，是整個社會進化所必需的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這就規定了它與專製政府處在相對立的狀態。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魯迅在加入左聯之後，仍然參加了民保盟。
民保盟自成立以後，積極開展各種活動。其中，如營救牛蘭夫婦，營救陳獨秀、彭述之、黃平君等政治犯，營救羅登賢、餘文化、廖承誌、羅章龍、陳賡等共產黨人，營救許德珩等教授學生，抗議國民黨江蘇省主席顧祝同，調查南京監獄狀況，幫助國民禦侮自救會，聲援各地維護民權的鬥爭，抗議德國希特勒派一黨專政的暴行等等，在社會上產生廣泛的影響。 魯迅自始至終參加民保盟的鬥爭。對於平常的集會，包括左聯的會議，他是不出席的，但是隻要接到民保盟的開會通知，一定先期而到；對於一般事務，尤其牽涉到人際關係的，他並不善處置，而民保盟分派給他的事務，卻辦得整整有條。隨著政府方麵的壓力，總盟和分會的十多個執委有的轉向，有的消匿，有的敷衍應付，到5月間往德國領事館遞交抗議書時，骨幹分子已經不超過四五人。魯迅自然是這少數人中的一個。
5月14日，國民黨特務綁架了丁玲和潘梓年。稍後，應修人到丁玲家聯係工作，被特務從三層樓的窗口摔下而犧牲。 由民保盟等人發起數十名文化人共同簽名，給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衛、司法部長羅文幹發出營救丁、潘的電報。同盟還組織了“丁潘保障委員會”，進行募捐和營救工作。文化界組織了“文化界丁潘營救會”，發表《文化界為營救丁潘宣言》，要求懲辦非法綁架的幕後策劃者。左聯發表《反對國民黨白色恐怖宣言》，對此加以揭露。國際知名人士古久烈、巴比塞等也相繼發表了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