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一九六一年歲末，凜冽的北風在蘇北灘塗上呼號。此時,我在東直勞改農場第四大隊已經度過整整四年了。四大隊關押了許多右派分子，其中有不少像我一樣的大學生。
一天清晨，大家領了農具準備出工，在通過崗哨作例行報數的時候，幹部傳下令來：全部在圍子外的空地上集合，聽候命令。可能有什麼事要發生了，我這樣想。幾年來，這類神秘兮兮的命令，不知凡幾。起初右派們包括我，隻往好處著想：皇恩浩蕩，要大赦天下了！五九年國慶十周年，我就這樣想過。
以後每逢有大的土方工程，如挖排河、建鹽灘、旱改水、打海堤，需要我們大幹、特幹、拚命幹的時候，幹部就會說：“現在是你們爭取改造成績的時候了，好好幹，表現好了就回家！”待到勞改分子累得精疲力竭，連做夢也想著回家的時候，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久而久之，大家都心如止水，波瀾不驚了。
集合完了，勞改幹部開始點名，點到的人要站出來。點到最後，大家發現，站出來的都是右派。這些人被通知立即收拾行李，準備出發。大家把大件行李往牛車上丟，小的背在肩上，列隊步行到大有舍去。大有舍是我們熟知的一個小鎮，離東直農場約三十華裏。四年前，在押解途中，我和兩名公安在這兒歇過一宿。後來和化工係的陳克昌一同抬病號以及和一個叫張才發的運棉籽餅都去過那裏。附近有個大有農場，是蘇北五大勞改農場之一。
到達大有舍時已經天晚了。幹部把我們帶到一排青磚平房的地方，據說這原是農場工程隊的工房。大概過了兩個星期才遷到大有農場的一個廢棄的勞改醫院裏。比起以前待過的勞改隊來，這裏的環境還算不錯。住的是磚房，隻是屋頂仍是茅草苫的。住房的後麵有一個魚塘，旁邊是假山，估計是用挖魚塘的土堆成的。這兒不設崗哨，因此大家的心情特別好，以為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就要回去了。雖然過去的四年是如此痛苦難熬，以致有些人沒能挺過來，但畢竟已經過去了。
我們是第一批集中過來的右派，記憶所及，有工程師錢亮，作家陳椿年、蔣虹丁，大學教師劉敬坤、祖慶年、徐竹生、崔前程，機關幹部許興中、王國棟、曹鈞、徐鴻誌、何炎，大學生薛仲麟、朱秉剛、陳克昌、李光國、金德華、陳乃秋、戴立同等。以後,陸陸續續又有許多人從別的勞改農場轉移過來，其中有大學教師蕭颯、葉濤基，文職軍官王三中、血燃冰，醫生陳守然，教師朱懷真、陳平、吉士，大學生徐培鈞、林誌堅、鄭經濤、薛培元、楊明昌、李虎駝、朱國定、胡承皋以及當過美俘營翻譯官的南京大學學生柳正壁等。這些人組成了一個幾百人的單位，後來便附屬於大有勞改農場，而且被稱之為“右派大隊”。
右派大隊的幹部還是勞改隊的幹部，所以在勞動和生活管理上依舊是勞改隊那一套，唯一讓大家心動的是右派大隊與統戰部門掛鉤。記得當年鹽城地委統戰部的一個七品芝麻官——曹秘書到右派大隊做報告時，起首一聲“同誌們”，令許多人當場熱淚盈眶。
這一聲暌違已久的“同誌們”，給大家帶來了希望。這希望不像是虛無飄渺的海市蜃樓，因為右派和刑事犯分開本身就意味著情況有了變化，何況有人確實打聽到了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和廣州科工會議的一些小道消息。我當年進勞改圍子的時候也相信一年半載就會回去，許多人甚至局外人也是這樣想的。現在雖然過去了四年，還不算晚，說明偉大領袖並不想把我們一棍子打死。
然而中國的事說變就變，煮熟了的鴨子也會飛掉。在對少數人進行了甄別和遣返之後，對右派的處理突然喊卡。緊接著勞改農場加強了對右派分子的監管，同時又有不少本來在社會上管製的右派被投入勞改農場，其中有歸國科學家，上海軍事醫學科學院研究員祝維章和南京石鼓路教堂神父袁意可等。原先在五八年便判了勞動教養的在押右派，此時就被宣布解除勞教，因為這些人已被關了四年了。為什麼勞動教養要關四年，誰也不知道！或許是關我們的人壓根兒把我們忘了，等他們想起來就已經過了四年了。難怪勞教分子有牢騷：“勞改有期，勞教無期。”
八十年代初我到了美國，發現那裏的獄吏記性特別好。有一年我的一個工人因為醉酒駕車，撞傷了人被判入獄。人家連先期在押的天數全算得一清二楚，不讓他多關一天。據他說監獄的待遇很不錯，吃住的條件自不必說，這是人家物質水平高，我們不必羨慕。但犯人可以讀書還可以拿學位，倒挺稀罕，聽說台灣也是如此。難怪李敖坐了幾年牢，既沒少讀書，還寫了書。我想要是我這二十二年是在美國關的，恐怕博士都早拿到了呢！不過要是真在美國，就憑我說的那些話，誰敢關我？當年辛克萊行刺裏根總統，說是心智有缺陷，便沒判罪呢！
當時右派大隊尚餘百把人，其中有不少好學之人。絕望之餘，他們每每忘情於讀書。每天勞動歸來，總要在自己的鋪頭上就著自製的小油燈，埋頭看書。看書問題不大，但動筆寫就得考慮了。我注意到有兩個人喜歡寫，而這兩個人都是解放軍的文化幹部。一位是王三中，浙江桐廬人，原係部隊的中尉教師，五八年打成右派並投入勞改農場。此君秉性剛正，好學不倦。他隨身攜帶的一套《魯迅全集》幾乎霸占了他的半個鋪位。他也是在右派改正後才脫離勞改隊，後來分配到江蘇武進王下村中學教高中語文。七九年我們還在上海見過麵，他對在農村中學教書似乎很滿足而且也很盡力。以後我雖去了美國但仍有通信聯係，信中他談到農民生活的貧困和農民子女求學的艱辛，對這個弱勢群體的悲憫情懷躍然紙上。八八年底他不幸遭拖拉機車禍遇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