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六二年過年的時候，我是滿懷希望，那麼六六年的春節便是冷雨淒風了。我六六年一月二十一日的日記寫道：“一早就包湯圓，吃過湯圓又包餃子，大家都吃不下了，隻有我全塞下肚。下午和老朱下了兩盤棋都輸了。”為什麼這點湯圓和餃子都吃不了？其原因是心神不寧。“不寧”是因為有消息說農場要交給建設兵團，右派大隊要解散。這消息不是空穴來風。有人注意到辦公室這些天夜夜燈火通明，據說是在整理檔案，給一些人辦遣返；又有不少人被叫去談話，談的都是遣返回家的事。能回去當然是好事，但這些人個個守口如瓶，不讓別人知道，他們害怕像上次一樣，煮熟的鴨子又飛了。
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絕無希望回去的。還有鄭經濤、楊明昌等幾個戶口在上海的也回不了。鄭前年請假回上海，抵死不回農場，最後還是給弄回農場來了。至於以後送來的祝教授等人因為尚未解除教養更是無法遣返，這些人隻有等待調往其他勞改農場。三月十九日一輛卡車把包括祝教授、袁神父、舒家齊、馬承斌、胡承皋等十九人送去了灌雲縣沂河勞改農場。
剩下來的不到十個人。一天楊場長來視察，還跟我們談了話。意思是我們這些人將留在這裏，為建設兵團（黃海農場）工作。我記得在場的有葉濤基、王三中、楊明昌、鄭經濤、周至偉等，算是給我們的安置。大家覺得這總比去勞改隊好，至少這回算是真正的職工了。接著楊場長又透露一個更好的消息，所有留下來的人全部摘掉右派帽子，甚至包括前幾天因為曬蘿卜幹從屋頂上摔下來的周有如。周是個很老實的中學老師，摘帽後立即遣返回家，算是個幸運兒。
楊場長快刀斬亂麻，一下子把我們這些老大難的問題都解決了。楊場長不久前曾來右派大隊調研過，同來的還有劉科長。劉是個年長的老幹部，這人表麵看起來很嚴肅，實際上心地特好。他有一回找我談話，說幹部都認為我勞動態度很好，就是政治思想有問題。思想是在腦子裏，你為什麼不能隻想不說呢？不說便沒有問題了，你也早該摘帽了。我想這是他的肺腑之言，作為一個勞改幹部，他也隻能點到這裏為止了。
楊場長是個傳奇人物。據說戰爭時期，他隻是一名師長的警衛員。有一次師長一回家便把手槍撂在桌上，他的小兒子頑皮，抓起手槍就瞄準父親，槍響了師長被打死了。師長老婆並不怪罪警衛員，因她知道這是意外，不過她執意要警衛員娶她。後來我在大有舍場部看到過她，人很和藹，聽說還是個女紅軍呢！
四月五日，竹籃打水一場空。隊裏的許會計通知我們明天卡車會來，要將我們全部載往沂河農場，也就是祝教授他們去的地方。煮熟了的鴨子又飛了。我想當初把我們留在建設兵團也許是楊場長的主意，誰知政治情勢急轉直下，到“五·一六”，“文革”已經正式登場。我們這些右派分子，即便楊場長預先給摘了帽，也不可能與“革命隊伍”混在一起。中國人講禍福相依，如果當年真留在了建設兵團，到“文革”時被革命小將打死也說不定。
到了沂河勞改農場之後，一切歸零。作為一名勞改分子，此後在不同的勞改農場又過了十三個年。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和“兩個凡是”的兩年。每個年過的都和初進勞改圍子差不多：先在年前的懲罰大會上觀看反革命被革命的子彈打得腦袋開花，然後再去享受那一頓垂涎已久的年夜飯。
回顧走過來的二十二年，苦難和死亡總是和我步步相隨。托爾斯泰說：“可怕的不是苦難和死亡，而是那允許人們去造成苦難和死亡的原因。”托爾斯泰這句話真是說到點子上了！狗捉老鼠狗捉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