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金德華、陳守然和徐培鈞幾個人來自醫學院，而且都在勞改隊做過勞改醫生。金德華一表人才，不僅個兒高大，而且英俊瀟灑，照現在的話說就是帥哥。右派大隊一成立，他就當上了勞改醫生。當時的幹部醫生是一個教導員的老婆，她有事無事都往金的醫務室跑。金有意擺一張女友的照片在桌上，還騙說是他老婆。這相片是戴了學士帽的畢業照，那女醫生是部隊衛生員出身，沒見過學士帽，就問：你老婆是維吾爾族吧？金便說是。
金德華是個風趣幽默而且極具表演才華的人，很受女孩子們追捧，如果在當下肯定是個偶像級人物。他剛到東直勞改農場四大隊時，和一些新押送來的犯人站在大夥房門口聽幹部點名。我正好去打飯，一眼看見一個身穿呢中山裝、戴寬邊眼鏡、高大英挺的俊男鶴立雞群地站在一群衣衫襤褸、獐頭鼠目的小偷流氓之中，不禁為之一愣。這種形象上的巨大反差到現在還深印在我的腦子裏。
右派改正以後，我在南京工作。金德華有一回路過南京來找我，見我在洗衣服，就問：你怎麼自己洗衣服呢？他說他是從來不洗衣服的，衣服全給那些姑娘們搶去洗了，有人搶不到還哭鼻子呢！由此可見他在女孩子中的魅力。
陳守然後來接替金德華做勞改醫生，工作之餘潛心鑽研醫學理論。六三年有一位朝鮮學者發表了所謂的經絡學說，並在《人民日報》上全文刊登。陳認為他的理論缺乏根據，便寫了一篇論文予以駁斥。他後來遣返回去，以這篇論文當敲門磚，竟然被某醫學院錄用。陳是學精神科的，他背後曾斷言右派大隊幾乎所有的人都有精神問題。這話不知怎麼被別人知道了，就問他：有誰沒精神問題呢？他說有兩個，一個便是我，另一個他沒說。有人猜他沒說的那個必是他自己。這一來便惹惱了大家，於是有人反過來說，右派大隊隻有兩個神經病，就是陳和我。
右派大隊也有不讀書不看報之輩，這些人大概是為湊那個反右百分比來的。有一個姓王的教語文的職校老師，夏天做了一把紙扇，為附庸風雅，在扇麵上寫上《滕王閣序》的名句，並且抑揚頓挫地讀給大家聽：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在場的人聽了，有的搖頭，有的冷笑，而這位老師竟懵然不知其故。
更有一個人稱老把式的老程，原是乞丐出身，解放前給地下黨送過情報，也跟著打過遊擊，解放後當上了小幹部。整風的時候，他給領導提過一些意見，加上單位裏打的右派達不到百分之五的指標，就把他拉進去湊數。他基本上沒什麼文化，唯一的本事是捉黃鼠狼。
在一個休息天，他不知從哪裏逮了一隻黃鼠狼，關在用兩隻籮筐扣起來的籠子裏。第二天，不知誰惡作劇把黃鼠狼給放了，老程氣得不行，定要把黃鼠狼捉拿歸案。大家都笑他癡心妄想，因為黃鼠狼不比貓狗，哪能捉得回來。到收工的時候，大家看見他真的提溜著一隻黃鼠狼回來了，有的人看得目瞪口呆，也有的人質疑這黃鼠狼不是原來的那一隻。
右派大隊解散以後，我們全調到了沂河勞改農場。我因為原來是學電的，便被編入電工組。這時文化大革命已經鬧騰起來了，在“破四舊”的時候我原來積累的一些書便被收繳了去，隻剩下幾本電氣方麵的專業書，還是我請探親假時從家裏帶來的。在電工組，開始沒人瞧得起我，因為我不會爬電線杆，而會不會爬電線杆是判斷你是不是電工的基本標誌。那時爬電杆是用兩隻帶粗麻繩和鐵鉤的三角板交替著爬上去的，既危險又對體能的要求很高，幸好我當時還年輕，經過一番苦練之後也能應付自如了。後來我負責一個電灌站，看書的機會多了，但也隻有那幾本電機書可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