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1964年，我們下鄉的那一撥有一百多人，都是長沙市三中、四中的初、高中畢業生，下放在湖南永州地區江永縣白水公社，我分在最偏遠的山裏，北嶺大隊。長沙市那年下放江永縣六千學生，連十來戶的小村子都分有知青。當地人說，走錯路都撞著長沙學生了。
兩年後北嶺的知青點撤了。當時有兩種說法，一是北嶺太窮，一個工才兩角錢，女知青五分工，勞動一天一角錢，養活不了自己；二是我們不自覺學習，躲在山裏搞自由主義。北嶺九個知青又分兩撥插在白水大隊的黃家村和白水街生產隊，我被安排在白水街。白水地區交通便利，離縣城才十裏路，有一條公路和一條白水河，生活條件比山裏要好得多。
白水大隊集中了一些知青領導，他們組織學習，搞自覺革命，互相寫大字報，天天晚上開會“鬥私批修”；白水大隊的農民比山裏人也活絡得多，“文革”中不少農民卷入了暴亂事件之中，他們對待知青的過激行為是山裏農民想也不敢想的。
和白水街比起來，我還是喜歡窩在北嶺，喜歡那份清靜、那份自由自在，特別是在仲春時節，漫山怒放的紅杜鵑將山裏打扮得喜氣洋洋，鳥兒落滿樹梢，嘰嘰喳喳，搖曳出一派生機。一分好心情正是一年的好兆頭，看著就高興。山裏那種濃濃的牛糞味在白水街隻能嗅到點點氣息，那氣息的稀薄僅僅讓你感覺到這裏還是農村。
農村裏，貧窮和富裕的區別其實不大。我修了兩年河壩，跑遍了幾個公社，看哪都一樣，富裕的人家不過是勞動力強一些，掙的工分多一點，多吃了一碗白米飯；窮人家是因為家裏子女多，勞動力弱，若還有人生病，日子就難過了，比一般人家要多喝幾頓稀粥。
六十年代，從每個村走出來的農民，一眼望去都差不多，黃黃的、瘦瘦的、家織布衣褲上補巴疊著補巴；知青也不例外，以皮膚曬得黝黑、衣服補巴多為榮。不同的是他們比農民多識些字、多點笑，多點歌聲，多點不安分。
我的不安分是我想讀書，一直都想。
下農村時，學校領導說過，在農村表現好的兩年後可以考大學。1966年，我向帶隊幹部說過我的想法，她很驚詫。她說，我們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走和貧下中農相結合的道路，紮根農村幹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總之，給我上了一課。
文化大革命開始，知青中開始批判“下鄉鍍金”論，我的想法也隻能埋在心裏了。直到37歲時我通過了成人高考，40歲那年獲得了一張大專文憑。我們這一代人，40歲讀大學是普遍現象，40歲還能進大學門是莫大的幸福，說明你少年時代的求學夢還沒有破滅。沒有文憑，不可能獲得一份像樣的工作，沒有穩定的工作你無法對你的家庭、子女負責。個中的辛酸與種種的屈辱隻有同輩的老知青才能體味，才能隱忍。
1994年，我開始向國內幾家文學刊物投稿，雖有失敗，但收獲很多，更多的是來自於國家一流散文月刊《 散文 》給予我的驚喜。我在《 散文 》發表的數量近20篇，並有多篇被選刊轉載和入選十幾種叢書的幸運。當我寄出第一篇《 血色花瓣 》之後，就收到責任編輯鮑伯霞女士的來函：“歡迎再寄佳作”，一句話，給了我莫大的鼓勵；和主編賈寶泉先生通過幾次電話，北方漢子的普通話非常好聽，聲音淳厚且言詞懇切，15年中，從未與他們謀麵，鼓勵與關懷之情，久久感動，終身難忘。
編進本書的文章，多是在北嶺和白水街的生活記憶，40年的沉澱，多了一份對個人的審視，對往事的回眸、對知青同道的關注中多了對農民生活和命運的祝願。
在北嶺山裏的生活比較單純，隻有在進入了城市紛繁的人事之中才能體味到那種物質的空白所帶來的精神的純粹，其實並不脆弱，它無形中給了我一份自強勤勉的底氣。白水街的那幾年則進入了“文革”，“黑五類子女”所遭受的種種不公、歧視與恥辱，我都未能幸免，既是生活在同一個染缸裏，也就同呼吸共命運，彼此友愛，互幫互助。
在《 缺角的風景 》一書中有幾篇文章又編進了本書，一是與知青生活有關，二是記錄了回城後的重要片段，如《 一夜流浪 》、《 天上人間 》等篇。回城的日子較之知青歲月有其更艱難的一麵，向你打開的門很多，但每一張門都難以跨進去。
在本書出版之際，特別感謝花城出版社林賢治先生，因為他的鼓勵和推薦，促使我有信心將一些知青題材的零星文章結集成書, 來自智者的教誨總讓人變得清醒一些，目標明確一些。
感謝肖建國先生多年以來對我的關懷與培養，從善良出發的對一個弱者的扶持，使我當上了出版社的一名美術編輯，從而與書結緣，告別了一段顛簸的日子。
我的朋友們提供了很多已經難以尋找的彌足珍貴的老照片,我在編排的過程中，心裏遏製不住激動的感情，就像與闊別多年的好友重逢，少時的音容笑貌活潑再現，這本小書因而有了特別的紀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