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天上人間
我認識鍾以勤先生是在1976年初，當時他還未摘掉一係列“反”字開頭的帽子，隻是解除了對他的監管。
他就坐在麗萍的美工室裏的一張靠背椅上，五十來歲的年紀，身穿一件已經看不清原色的長過膝蓋的工作服，麵色蒼白，雙目深陷。我進去時，一道溫和的光束朝我直射過來，那是一個春日的中午，因為有了他和一群環繞他的學生，屋裏有了陽光的氣息。
他看見我的第一句話是，你的形象很有特點。畫友周雄、麗萍就說，今天你就當模特吧。平時我們是互相畫，輪到誰做模特誰就聽調擺。我怯怯地坐在他麵前，告訴他我要趕下午五點進晚班的時間，隻能畫兩三個小時。
他說：“很好，可以畫一個頭像。”話音帶有濃重的江浙口音。
那些年，我的眼睛受盡了紅色宣傳畫的刺激，它們看似絢爛卻足可以使你成為色盲。我進工廠後也加入了畫紅色宣傳畫的行列，基本上是用紅、黃原色畫，畫“寶畫”時，人物暗部不能用黑色。結果亮部亮不起來，暗部沉不下去。
鍾先生用大筆畫，哪怕是細部，握筆的手勢也很特別，幾乎是握在筆杆的末端。我後來反複體味過這種握筆方法，感覺運筆更自如，運筆的過程中情緒的調動以及思維的敏捷被迅速地調整起來。
“你是印度人還是巴基斯坦人？”他笑著問。我說我是湘潭馬家河邊出生的。“哦，馬家河的水一定很特別。”他的幽默使大家笑起來。
我的眉眼距離很近，按命相的說法是眉壓目，青年時運不好。
過了兩個多小時，他放下了畫筆。神情有些亢奮。
這是一幅略帶憂傷的少婦頭像，褐色調。齊肩的黑發畫得很蓬鬆，棕黃色皮膚隻幾大筆，不生硬而顯現著女性的柔潤，背景的襯布和淺黃色花衣的顏色用得很薄，很多地方露出畫紙的空白。他著力刻畫了一雙眼睛，畫得細膩傳神。看得出來，他的顏色隻用來畫感動他的部分而不拘泥於細節的完整。
我想，如果我冒冒失失地畫他，我會拿把大刷子，蘸滿調色板上所有的顏色將他瘦弱平板的身體刷出來，然後用調色刀刮出他棱角分明的五官。
早就聽麗萍說過，鍾先生是1953年畢業於中央美院華東分院的研究生，指導教師是蜚聲中外畫壇的林風眠、吳大羽先生，與當代著名畫家吳冠中先生是師兄弟，湖南油畫界的奠基人之一。“文革”一開始，厄運就一直伴隨著他，他被趕出了學院，生活漂泊不定，先後被迫搬了十三次家，搬得隻剩下幾口木箱子，最後全家四口人租住了郊區一位菜農的半壁茅舍棲身。
他說：“你可以不去上班嗎？我們繼續畫。”
麗萍告訴他，羅丹需要休息了，羅丹是個行車工，精力不集中會出事故。
“行車？”他瞪大眼睛看住我。麗萍打趣道，鍾先生隻知道畫畫，不知道什麼是行車。我告訴他，行車就是大吊車。我每天開著五噸的行車在車間上空的軌道上飛來飛去，配合維修工人修理組裝各種機床。
“你開行車時害怕嗎？”也許他找不出我瘦弱的身體與重型機器相關連的符號。我不知怎樣回答他，我雖單薄，但經曆的事情已經太多太多。麗萍說：“羅丹當過知青,能吃苦的。”
他沉默了，眼睛裏流露出一種特別憐惜我的目光。以後我每次遇見他，都會麵對這種目光。我常常會情不自禁地毫無保留地向他傾訴我所遭遇的種種，在我孤寂的心中，開始有了一道父輩慈祥的光芒。
我想先送他去汽車站然後再去工廠上班。他說他喜歡走路，每天從嶽麓山下走過來，彎過長長的湘江水，有十多裏路。
他向我們抬抬手就走了。一雙半舊的工廠鉗工的大皮鞋是一位學生送給他的，顯然不合腳，很遠還聽見他走路的聲音。那種鐵掌在柏油馬路上拖過的聲音又響又長，是一種不合群的孤獨的聲音。麗萍傷心地說，他身無分文，四分錢汽車票都買不起。
聽說他每天很早就會走過河來，帶著涼涼的河風。學生們輪流請他去家裏畫畫。他的學生甚至學生的父母、兄弟姐妹、親戚朋友都樂意當他的模特。他在麗萍的工作室裏畫得最多，那是一間地處市中心，窗戶臨街的大閣樓。樓板年歲已久走路一閃一顫的，但光線很好，能坐十來個人。工作室的美工全都成了他的學生，大家環繞著他，敬愛著他，輪流當模特，說說笑笑。那些權貴們漠視他的難以企及的才華，他也就樂得在不被理會中以自己無比珍視的方式生活。我每逢轉晚班，白天都去麗萍的工作室畫畫，那段時間畫了很多油畫習作，人物、靜物、風景畫。我欣喜地發現，對繪畫藝術的渴慕與追求已經在我鬱悶的心中悄悄地發芽、生長。在那段每個單位必須揪出5%的壞人的人心惶恐、互相防範的年月，我卻走進了充滿友愛、擯棄了利欲與貪婪的藝術小天堂。
我去鍾先生家時，那片農舍已被鏟平，在推土機鏟到茅舍屋角時，鍾先生一家被允許搬到學院內，住進了一間學生宿舍。那是一間陰暗潮濕的房間，房門正對著整個一樓的漱洗間和廁所，水龍頭長年是壞的，流水不斷。我們踮著腳尖踩在幾塊紅磚上方能進屋。
房間裏正好有四張學生床，師母高興地說，全家四口人的睡覺問題解決了。靠門的屋角有一個煤爐，上麵的水壺冒著暖洋洋的熱氣。
鍾先生的畫就放在高低床的上鋪。晚上睡覺時再一幅幅地移到書桌上。他說這床很好，白天放畫，晚上睡人，大小正合適。鍾先生視畫如命，春天潮濕，牆上掛滿水珠，他和師母就在四張床上將畫移來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