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知青組最後的日子
有半年時間我躲在了廣州，在姐姐家裏學習繪畫。
學生停課鬧革命有了好幾年，我成了他們唯一的學生。姐夫更是按照給美院學生上課的嚴格要求來調教我，畫石膏素描，靜物素描；屋子裏擺了一組一組的水果、花卉，讓我做色彩練習。除了寫生，我還臨摹了從蘇聯歸來的著名油畫家葛紹剛的幾副油畫頭像，著名水彩畫家王肇民的水彩靜物畫。這期間恰逢羅馬尼亞的一個油畫展覽在廣州展出，當時隻準內部觀摩，姐夫臨摹了兩副原作，拿回家來我再臨摹他的畫。在批判“隻專不紅”的年代裏，這一切還隻能關起門來做。
緊張地過了三個月後，我獲得了一個機會，跟隨兩個畫家進入體委畫畫，他們要為遊泳館畫一副毛主席暢遊長江的大型壁畫，讓我去當下手。
最好的油畫布、嶄新的工具擺在眼前，油畫顏色和大大小小的油畫筆、調色刀、調色油全都是最好的。每天享受的是優秀運動員的夥食，一日三餐的飯菜極其豐富，和一天吃幾個紅薯的日子比起來已經到了天堂。後來十多個知青朋友“旅遊”到了廣州，我帶他們在遊泳池裏玩了一個下午。他們每人背著個癟癟的黃書包，一路爬火車、睡火車站，居然跑了大半個中國。吃飯時我拿著兩個大盆去打飯，後來有人告狀，說我帶了十多個身份不明的人去吃飯、遊泳，剛剛換的一池清水被那夥人搞髒了。
姐姐傳達給我聽時，他們已經走了。
半年以後，我回到了江永，回到了白水河邊的小村莊，朋友們在我之前都已經回來了。說起在外麵的遭遇，個個都有苦水要吐，眼色，眼色啊！在那些自以為是的人看來，這幫人隻是一些逃避農村勞動、逗留城市好吃懶做的小混混。
一直留在隊裏的幾個知青，每天還是靠吃紅薯過日子。從小農場挑回來的紅薯，足足堆了一間大屋。他們每天蒸一鍋或是切片煮湯，燒火時在火灰裏塞幾個，吃烤紅薯。農民家家都有的地窖，我們沒有，時間久了擔心紅薯腐爛又切成絲，後來還學著做了紅薯粉，一捆一捆地曬幹。像村裏人一樣，把紅薯搞得花樣百出。
沒有人喊我們出工，幾番折騰後，對於知青的所作所為，村裏人不再理會。每天的太陽照常升起，照樣把大地照得白白的，懶洋洋的。陽光太強烈的時候，四周反而顯得空空的，一無所有。
一下子有了大把大把的時間，卻又無處可去,日子過得特別的緩慢。算算時間，五年了，五年，男生的嘴巴上長出了青灰色的小胡須，女生因為長期的營養不良頭發一縷縷、一片片地枯黃，梳頭時落葉似地往下掉。
我從廣州帶回了一些畫畫的材料，每天拿著個小畫板，在村前村後轉悠。
村裏的婆婆媳媳們三三兩兩地結伴，背著背簍、挽著個篾籃，她們經常走十多裏路去集市，籃裏有時就十幾隻雞蛋。自己一個也不舍得吃，每天幾分錢幾角錢地攢著。她們目無表情，眼睛就盯著一個方向。有時打個招呼，更多的時間是沉默，是她們匆匆而過的背影和背影後麵風一吹即散的灰塵。
潮濕的綠色的樹籬、彌漫著穀物氣味的草垛、一條清澈見底的白水河和河上搖擺著的渡船，讓我重又拾回一些好心情。一天能畫一張兩張小油畫風景或是鉛筆速寫，我都用圖釘釘在牆上，牆是木板壁，一釘就牢，最後釘了一滿牆。常有畫友來看看，大家一起聊聊天，說些鼓勵的話，心裏覺得特別溫暖。
後來才知道，在那段百無聊賴的日子裏，組裏人都暗暗地鉚足了勁，有人自學了高等數學、有人研究古典文學、外國文學、中西方哲學。女生大多學會了縫紉，有人還能接活掙錢；男生普遍學做木匠活，回城後他們能夠做出一整套漂亮的家具來。
農民和我們的關係漸漸地有些緩和，白天又一起下田，夜裏聚在一起記工分。在任何時候，粗暴莽撞和愚昧無知都是容易被人原諒的。人人得吃飯，必得掙工分，大家好像擠在一丘田裏，小心地經營著自己的一分口糧。
我已經能理解農民對知青下鄉的抵觸情緒。知青大批的下鄉，緩解了城市就業的壓力卻傷害了農民的利益，地少人多，眼看要到手的糧食卻被一群外鄉搶了很多去，弄得大家一起喝稀粥。
1968年底到1969年初，組裏的氣氛有些令人難受。有人投親靠友轉點成功，打起背包走了，未走的也在想方設法將戶口遷到富裕些的農村裏去。我們當時對富裕的理解就是能吃飽肚子，地方最好離父母近一點。農民出外跑不遠，他們帶不走幾分菜地和儲存一年食物的地窖。我們唯一的希望是父母親望眼欲穿的不變的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