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967年長沙六千知青大逃亡始末(3 / 3)

就在縣政府大樓的地坪前,知青們挖了一個很深的墓穴安放王百明的棺柩,為了防範破壞分子,他們專門弄來了三噸水泥加上很多陶瓷片、糯米混合在一起,將墳的四周牢實封住。墓前立了一塊石碑,上麵刻著:長沙知青王百明烈士之墓。

重回江永的知青中仍有不少人未逃脫被捆綁被毆打的命運。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再次成為鬥爭耙子,夜裏和“屠殺”中漏網的四類分子關在一起,白天在民兵的槍押下出工。

1968年底,江永知青紛紛轉點,往沅江、瀏陽等地,又彙入到1968年的全國上山下鄉運動的洪流之中。

“文革”之後,王百明之墓的墓頂被炸平了,碑沒有了,下麵的墳因壘得紮實,巋然未動。

縣政府大樓門前已經栽種了一片花花草草,後人想用美麗的鮮花來掩蓋曆史的傷痕。

附記:八十年代初,王百明的母親收到了法院送來的一紙通知,字是打印的:“經重新審查(指王百明的父親),原所判的反革命罪一案係錯案,現予以撤消。”沒有一句道歉,沒有任何撫恤。這樣的通知書很多知青都已接到。2005年,幾名老知青作為國民黨抗日將領的子女,接受了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的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紀念章。

“烏托邦”的破滅

在逃亡後回鄉的日子裏,大家有些茫然無措。組裏不知是誰有一把小提琴,人人都去摸,都想學,最後小提琴被摸得光亮照人,卻沒有一個人能拉出一首好聽的曲子來。

當時流行抄寫毛主席和魯迅的詩詞,魯迅的那首《 自嘲 》好像人人都抄了: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

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一句,我把它當成書法練習,寫了很多遍,貼在牆上。年長以後想起來有些慚愧,未必真正能理解先生的思想境界,隻是混沌年華裏熱血未泯,有了沉重的憂思,對於未來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強烈的渴望。

那段日子我看了很多難以見到的書,如《 傑克·倫敦傳 》、《 約翰·克利斯多夫 》、《 怎麼辦 》等等。這些當時的“毒草”,是幾個頑皮膽大的男生從貼了封條的圖書館裏弄出來的,在一群饑渴者中傳來傳去,直到最後傳成散頁。

米缸空了,煤油燈燃盡了最後的火焰。組裏人依然不散。

有人專心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希望從偉人的思想理論中獲得引路的方向。幾個男生上山砍柴時發現了一個廢棄的小農場,有一排住房和大片的荒地。他們萌生了一個想法:與其在生產隊難受,有力無處使,倒不如來開荒種地,搞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小農場。他們想得很多,先種紅薯,解決糧食問題,後開水田,種上十來畝水稻,相信能做到自給自足。響應的有二十多人,背著鋪蓋、扛著鋤頭,在遍布茅草的荒地上安了家。為了爭取合法化,還特別買來了幾張大紅紙,寫下了決心書。

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我們!我們!!我們!!!我們不幹,誰幹?我們要成為土地的主人,時代的主人!我們將揮動鐵鋤將一切困難埋葬。我們對自己的進軍充滿信心,是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給了我們力量……

在全縣《 學習五七指示走五七道路 》的動員大會上,我們一行人敲鑼打鼓進了會場,由聲音特別洪亮的兩個男生宣讀。那天,他們倆還穿上了不知從哪裏弄來的幹幹淨淨的軍裝,神氣活現、帥氣十足。

激情澎湃的朗誦戛然而止,幾秒鍾的鴉雀無聲之後,會場暴發了雷鳴般的掌聲。到會者高喊:向革命的知識青年學習!向革命的知識青年致敬!

翻過牛頭坳回農場,我們一路上瘋唱了很多歌,為我們第一個回合的勝利而歡呼雀躍。

那一夜的月色很美,繁星滿天,曲曲彎彎的山路上宛如鋪了一層碎銀,又像開滿了白色的梔子花。站在山上,看千巒競秀,有人動情地朗誦了毛主席的《 七律·登廬山 》:

一山飛峙大江邊,躍上蔥蘢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

雲浮九派浮黃鶴,浪下三吳起白煙。

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裏可耕田?

接下來忍饑挨餓了三個月,每天早出晚歸,犁地開荒,種下了二十多畝紅薯。我們有正經的生產領導班子,幾年下來,幹活早就不輸給當地農民。蒼天也成人之美,幾場細雨之後一直是豔陽天,紅薯長勢好,二十畝地綠葉覆蓋,蓬蓬勃勃。因為饑餓,紅薯剛長成小個時我們就開始挖來吃。一日三餐淨吃紅薯,連續吃了三個月。

夜裏黑燈瞎火,無處可去,大家就聚在空坪裏唱歌。從出生以來所有會唱的歌曲,每天重複著要唱好幾遍,還自編自導了幾重唱、小組唱,男生一個比一個嗓門大,女生一個比一個聲音悅耳,好像天生都有一副好嗓子。

有人伴唱有人跳舞。日子雖苦,卻單純快樂。

有一天,縣革委會通知我們:白水小農場被評為全縣“農業學大寨先進集體”。大家的高興勁還未過去幾天,又接到了通知:當前的任務是清理階級隊伍的鬥爭。

直到有一天,農場被武力強製解散,兩個頭頭被抓了,“烏托邦”之夢隨之破滅。

那是一個並不陰沉的早晨,河上籠罩著薄薄的白霧,渡船靜靜地泊在水岸。

我從河邊返回農場時,迎麵而來的一支隊伍讓我驚呆了,隻見兩個頭莉姐和芋頭哥被麻繩捆綁著,幾個端著鳥銃、拿著兩頭尖的扡擔的民兵押著他們往渡船走去。莉姐向我搖頭,示意我不要說話,她擔心我衝動也會被捆了。我眼睜睜看著他們上了船,趕緊往小農場跑。

茅草地中間的一條通向小農場的路完全被堵住了。我從拿著鳥銃、扁擔繩索的人群中穿過去,印象中有四行縱隊。剛走到屋前,隊伍隨後就衝進來了。他們查房間、查紅薯地,連地窖、枯井都查。有人搬開了我的床,用鋤頭在地上挖,你們的槍支藏在什麼地方?我說沒有槍。他不相信,接連又挖。幾個男生態度不好,當即被綁在樹上。

鬧騰了幾個小時後,一群人才走了。

像一場噩夢,來得快也散得快。

後來才知道,我們小農場被定為湖南與廣東、廣西兩廣的反革命據點。原因很簡單,省內外串聯的青年人都喜歡到我們的山窩窩裏看看,他們對我們的共產主義小農場充滿好奇,佩服我們的勇氣,開荒種紅薯來養活自己。

本縣的知青朋友更是把小農場當成了知青之家,他們知道白水的男生好朋友,女生賢惠、不會讓朋友餓肚子,紅薯又盡量吃。一時間,各路知青精英彙集,和我們一起吃紅薯、談理想說時勢;敢想敢幹的年輕人也總會鬧出些動靜來,出點小亂子、引火燒身的事接連不斷。

有兩個廣西人來農場的途中被當地民兵認定身份可疑而送進了縣城看守所。聽說遇難的是我們的“階級弟兄”,二十多人連夜翻山越嶺去了縣城,大家就坐在看守所的大門外一遍一遍地讀語錄,一遍一遍地喊口號,喊了幾個鍾頭直到把那兩個人背回小農場。

農場被迫解散,莉姐和芋頭哥被綁去了大隊部關押起來。沛公找人講理,要求把自己捆起,放了他們兩人。他說他才是小農場的頭,農場的事他最清楚。結果,他也被綁了。

天剛黑,白水街上就有人敲鑼,有人喊:晚上在黃家坪裏開鬥爭大會,鬥爭反革命分子,人人都要去!

知青情緒很低落,沒人吃得下飯。他們被民兵喊出去以後,我和妁姐躲進了房裏,還要一個男生在外麵將門反鎖著,我們不忍心看莉姐挨打、挨鬥。

妁姐和莉姐在高中就是同班同學,又一起下鄉,情同姐妹。我在農村相伴時間最長的也是莉姐,最初一同分在北嶺,後一起調到白水大隊,在黃家村住了兩個月之後落戶到了白水街,又一起加入了小農場。她長我三歲,對我一直很關懷。在學校時我們並不熟悉,我隻是在一次彙演中記住了她,她們班的節目是新疆舞,她是領舞和獨舞者。聽說她的祖父當任過北伐軍軍長,因為這個原因,她沒有考取大學。

她身材修長、能歌善舞,但並不是特別活潑的人,有幾分矜持,為人極隨和,幹活總是挑重擔。在白水知青中威信很高,所以小農場一成立,大家都要她當頭。

聽說芋頭哥的背景更黑,父親是右派,祖上有人任過“江南織造”,對待這兩個人,那些民兵決不會心慈手軟。妁姐也說,沛公那個人,不但背景黑人又倔,今天晚上肯定要吃大虧。

不敢點燈,聽到外麵一陣陣的口號聲,我倆難過得鑽進了被子,將耳朵、腦袋全蒙住。後來才知道,被鬥的不隻是三個人,有知青喊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的,也一起捆上了台。

不久,又有人走了,與上一次的逃命不同,這一次是思想的流亡,是精神孤獨者的流亡。

有一天,我看到了普希金的一首詩《 致西伯利亞的囚徒 》,覺得符合當時的心境,便抄寫在練習本上:

在西伯利亞礦坑的深處,

望你們保持高傲的容忍,

你們悲慘的勞動,

崇高的誌向不會泯滅。

不幸的忠實姊妹——希望

在陰暗的地窟之中,

會喚起悅氣和歡欣,

憧憬的時辰即將來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