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這樣一個生前毫無自由權利可言，頂多配寫“偽自由書”的人，今天怎麼竟淪為自由的死敵？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奴隸，革命前是奴隸，革命後是奴隸的奴隸；如果照例使用“存在決定意識”這個老祖宗的原理，他的思想也決不會越出奴隸思想的範圍，怎麼可能成為“精神自由之神”，把所有精神方麵的自由都掌握在他手裏，弄到自稱酷愛“精神自由”的王朔，不得不問他乞討去？然而，果真如此，對於我們這個已然為王朔所讚頌的，與魯迅當年完全不同的自由無比的社會，豈不是一種褻瀆？
王朔說：“僅有喚醒意識和對壓迫者的控訴那都是表麵文章，真正需要勇氣和膽識的不是反抗強者，而是直麵那些可憐的，被侮辱被損害的人，對他們予以解剖。”魯迅作為“神”的存在，在王朔看來，好像大不同於“紅塵中”的“壓迫者”，或別的“強者”。因為對他的控訴和反抗，倒是“真正需要勇氣和膽識的”；連寫一篇小文章，王朔說也得下“捅婁子”的決心，承擔“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風險。神力之奇偉，局麵之嚴峻，豈止到了“妨礙我們自由呼吸的地步”而已哉，難怪一貫不做“表麵文章”的王朔，也不得不做將起來，以“喚醒”我們大家的注意。嗚呼，“精神自由之神”一旦引起關注，就又“淡忘”不了了。王朔斷言這神的存在是“一個標尺”，參照有兩個，一個是批評，一個是淡忘；但是如今既不能批評，又無法淡忘，我們的“進步”還有指望嗎？
納悶之餘，如得神——恰好是王朔遇到的“神”——助，偶爾翻開《魯迅全集》，一下子就翻到一篇《“尋開心”》。文章開頭便說，有兩種人的文章要使讀者吃冤枉苦的。其中一種是：“作者原不過‘尋開心’，說的時候本來不當真，說過也就忘記了。當然和先前的主張會衝突，當然在同一篇文章裏自己也會衝突。但是你應該知道作者原以為作文和吃飯不同，不必認真的。你認認真真地看，隻能怪自己傻。”不能說王朔把魯迅封為“神”，而且也同他描述的魯迅一樣的“逮誰跟誰急”的心態不當真，但是文中的衝突確乎很不少，隻是說得挺逗，玩笑玩笑，開心開心，如此這般也就過去了。
《“尋開心”》結末說是這“尋開心”，是開開中國許多古怪現象的鎖的鑰匙。拿定了這把鑰匙，未必便可完全打開諸如王朔的“有神論”一類的鎖，此刻隻管開去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