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陸地區的勞工運動從形式上看同北海-波羅的海地區的勞工運動十分相似，它也表現出某種溫和的實用主義特色。但是，正如它們各自的主要理論體現拉薩爾主義同工聯主義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一樣，兩者在活動方式、運動規模及現實成就等方麵還是大有區別的。
內陸地區的現代勞工運動是由拉薩爾所喚醒的。他在1863年和1864年相繼發表了《工人綱領》、《公開答複》、《資本與變動》等著作，係統地提出了要求實施普選權，在國家幫助下建立生產合作社，和平實現社會主義的主張，這對德意誌勞工運動的複蘇，並從單純的經濟鬥爭轉向政治鬥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盡管拉薩爾的政治活動和思想主張是同普魯士首相俾斯麥的名字聯係在一起的，但由於全德工人聯合會在維也納等德意誌主要城市都設立了分會，拉薩爾鼓動的影響就大大突破了普魯士的範圍。當然，普魯士以及以它為主而實現統一的德國，畢竟為拉薩爾式的勞工運動提供了最有利的環境。俾斯麥政府在勞工政策方麵的主動妥協和讓步，把工人階級從心理上拉向了“國家”一邊，勞工運動在逐漸擺脫資產階級控製的同時卻日益成為王朝政府政策的尾巴。社會保障體係的建立和承認工人結社權利的允諾，以及良好的經濟形勢，使勞工運動自覺不自覺地走上了改良的道路。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的實施，曾使社會民主主義的勞工運動一度變得激進，但合法鬥爭的巨大成就牽製了這種影響的進一步發揮。隨著90年代非常法的廢除和資本主義組織化的高度發展，勞工運動在向廣泛的群眾運動推進的同時，對意識形態的興趣日益淡漠。並且，社會民主主義的工會憑藉自己巨大的組織力量和社會成就，實現了同社會民主黨權力平等的要求，進而使工會的改良傾向成為社會民主黨修正主義化的重要推動力量。英國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家G·D·H柯爾曾對此作過比較客觀的論述：“德國社會黨的工作是很艱巨的；全國經濟的日益繁榮更增加了黨的困難。繁榮的經濟使生活水平得以迅速提高，並使工會得以在工資和勞動條件方麵取得巨大的勝利，而沒有遭到非常頑強的抵製。此外，政府的一部分政策是改善社會服務事業和勞工立法，以此來對抗社會黨的宣傳。這項政策雖未獲成功，未能使工人拋棄對社會民主黨的忠誠，但畢竟大大影響了工人以及代表他們的工會在社會主義運動中所采取的態度。1906年，……黨的領袖在工會的壓力下同意；事先不征得工會運動的同意決不舉行總罷工，……這標誌著工會對黨的政策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的時期從此開始；……這種影響始終是倒向改良主義一邊的。”奧地利的情況大體相似，工會運動影響的擴大與改良傾向的擴展相伴而行，社會民主黨的卓有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維克多，阿德勒的中派主義。其實，另一個德意誌國家瑞士由於其穩定、平衡而保守的社會環境，勞工運動也是很難走上激進一途的。
總之，內陸地區的勞工運動以溫和、妥協和改良為其主要特征，這一點同北海-波羅的海地區的勞工運動在形式上很相似。但是，兩者在內容上的差異卻是明顯存在的：首先，後者的活動主要集中於經濟領域。因為政治民主已隨著工業經濟的逐步發展而持續實現，沒有為勞工運動留下太大的活動餘地；前者則從拉薩爾鼓動開始就帶著濃厚的政治色彩，資產階級的軟弱迫使工人階級要單獨麵對王朝政府，尋求政治保障。其次，後者各種權利的獲得是通過不斷給統治階級施加壓力爭取而來，基礎牢固，具有不可逆性，前者的權利保障則主要來源於統治者的恩賜，屬嗟來之食，這不但無助於克服勞動階級對政治權威的依附心理，且反複的可能性很大，30年代經濟大危機和法西斯專製導致德國和奧地利工會運動的全麵瓦解即為一例。再次，後者所麵對的是一些軟弱分散的社會主義小團體，它們逐漸被強大的勞工運動所消化、包容，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事實上成為工會運動的一種理論體現和政治體現（這一點主要反映在英國勞工運動中，北歐國家有些例外）；前者則長期處於強大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統治之下，勞工運動力量的壯大和對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影響的增強隻能表現在工會在社會民主黨之外保持某種程度的“中立”，而不可能完全決定黨的發展規模和發展方向。上述三方麵差異的存在，乃是北海-波羅的海型（或工黨型）民主社會主義和內陸型（或社會民主黨型）民主社會主義這兩大模式得以各具特色的根本原因。第一方麵的差異可以解釋兩大模式為什麼理論形態都比較完備，理論內容卻各有所側重；第二方麵的差異可以為兩大模式在黨際關係特點上的異同提供部分解釋；第三方麵的差異則構成了兩大模式不同組織特點的主要根源。當然，勞工運動隻是民主社會主義形成不同模式的根源之一，在探討這種聯係時，還必須考慮其他因素的綜合作用。
考察內陸地區的勞工運動，還有一點特別值得一提，那就是它的分裂性。我們在本章第一節討論宗教問題時曾指出，德意誌國家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那就是新教和舊教勢力的旗鼓相當。這種宗教分野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不同從業結構對19世紀後期勞工運動的直接影響是產生了兩種工會：一種是以新教徒為主的熟練工人工會，帶有明顯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傾向，宣傳階級和平思想，主張勞資利益協調；一種是以舊教徒為主的手工業者和非熟練工人工會，它主要是在工業相對落後而天主教勢力比較強的地區有較大影響，尊奉天主教的教義精神，反對社會民主運動。在上述這兩種工會之外，還有強大的社會民主主義工會，而社會民主主義工會也分裂為拉薩爾派和愛森納赫派，一派主張社會改良，一派主張社會革命。本世紀20年代，伴隨著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分裂，社會民主主義工會也相應地分裂為社會民主黨工會和共產黨工會。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四種工會共同組建了統一的工會聯合會，但內部的分歧並未消除而仍然存在。不過，前兩種工會由於基督教和天主教對現代社會的看法趨於一致而漸漸合二為一，共同構成工會聯合會中的基督教民主主義派別，成為基督教民主黨（德國為基民盟一基社盟，奧地利為人民黨，瑞士為基民黨）的重要組織基礎；後兩種工會也由於共產黨勢力的日益縮小而逐漸統一於社會民主黨的立場之上，成為社會民主黨的主要依靠力量；在這新形成的兩種工會之外，還分化出一種力量較小的工會——自由主義工會，主要追隨自由黨。當然，黨與工會都在強調自己的獨立性：黨認為自己是全民的黨，而不是工會的黨；工會認為自己是雇員利益的代表，而不是政黨在雇員中的傳送帶或召募新兵的助手。但是，正如德國工會問題專家米歇爾·施耐德博士所說，獨立隻是偶然的，不獨立則是經常的，黨與工會出於宣傳上的需要都強調自己的獨立，但獨立實際上是不存在的。不同類型工會對各自所追隨的政黨在觀點、活動和力量等多方麵施與著影響，並且工會的統一和接近也為各黨政策主張的妥協提供了基礎。勞工運動的這種分合交替及其同政黨的相互關係直接構成了內陸型民主社會主義組織特點的一個方麵，即黨同工會若即若離，並對其黨際關係特點——不管是同保守黨的經常妥協，還是對共產黨的拋棄和合作意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地中海地區的勞工運動從總體來看也是分裂的，但這種分裂主要體現在社會變革觀的激進或溫和方麵，因而同內陸地區勞工運動的分裂性並不完全一樣。地中海地區勞工運動的早期理論體現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盛行於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的工團主義。如果說工聯主義與費邊主義的結合形成了北海-波羅的海地區社會民主主義勞工運動的主體特征，拉薩爾主義與伯恩施坦主義以及考茨基主義、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等的結合產生了內陸地區的社會民主主義勞工運動，那麼，地中海地區的社會民主主義勞工運動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工團主義的深刻影響。工團主義是一種沒有主義的主義，它“沒有理論的根據”，蔑視一切“以理論為背景的建設性的政綱”，不相信任何傳統的政治機構及其政治行動，不承認政黨對勞工運動的領導作用，認為工會（工團）是團結和領導工人的唯一組織形式，勞工運動的目的就是通過暴力或總罷工使生產資料轉入工會手中。工團主義的強大，對地中海地區勞工運動所造成的直接影響是工會組織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裏既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領導，也未向議會政治發展，而變成了獨立於政黨之外的工人階級行會經濟組織的唯一代表。
工團主義流行的根本原因在於地中海國家經濟結構的分散性，小農、工匠、小業主、職員和小食利者階層的廣泛存在，阻礙了資本主義大工業發展的規模和速度。這一方麵影響了勞工運動的組織性，另一方麵使之帶有太多的小資產階級偏執、盲動和冷熱病。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議會政治，則“變成了一種小而不穩定諸集團間的八人舞，這些集團時而聯合時而分解，……這種做法的後果之一是政府的無效率”這樣，傳統的政治形式便很難在人們心目中樹立起威信，而地中海民族又是充滿自由主義和革命精神的民族，工團主義便以其直截了當的反政治色彩和簡單明了的暴力手段贏得了勞工運動的擁護。法國著名工團主義理論家索列爾的思想轉變很有代表性。他在1898年曾同社會黨領導人饒勒斯一起積極為德雷福斯翻案，後來他發現饒勒斯在為了社會黨的目的而利用這個案件，便對社會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繼而發生的米勒蘭入閣事件，更加使他對社會黨失去了信任，轉而對獨立於一切政黨之外的工團主義運動發生了濃厚興趣。1919年以後，索列爾甚至同情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認為法西斯主義者能夠實現他的工團主義理想。事實上，法西斯主義和工團主義，從某種程度上說，都是小資產階級激進主義情緒的反映，都是對傳統議會政治的一種反叛。法西斯主義與工團主義這兩者的相關性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由於工團主義運動中無政府主義分子和文盲的人數較多（同法國相比）而表現得尤其明顯。
工團主義的長期影響從整體上造成了地中海地區勞工運動在政治上的無為，並導致了運動的分裂和激進主義傾向。工人的組織力量遠不如中歐和西北歐國家，“無產者組織成為階級，從而組織成為政黨這件事，不斷地由於工人的自相競爭而受到破壞”。工會在雇傭勞動者中的覆蓋麵也較小，而“破產了的農民、手工業者以及失去階級性的知識分子，所有這些脫離正軌的社會成員，給工人運動的隊伍帶來了暴亂的傾向。燃遍全國的農民自發運動也不能不使這種傾向變本加厲。……當時把密謀和自發的騷動，以及‘用行動進行宣傳’和‘優秀人物’的自我犧牲行為視為爭取自由鬥爭中的最好方法”。勞工運動的這種分散性和個人盲動主義色彩，使分裂成為不可避免，並為各種社會勢力拉攏、利用勞工運動提供了條件。在地中海國家，除了工團主義者長期控製著勞工運動外，社會主義者（包括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一直沒有放棄在勞工運動中爭取力量的努力，激進的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和其他種種社會勢力也各自在勞工運動中擁有自已的支持者。
大約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勞工運動才逐步擺脫工團主義的控製，傾向政治化，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一度成為它重要的政治代表之一。但運動的分裂性仍然十分明顯，保守主義勢力和社會主義勢力在勞工運動中的影響難分伯仲，法西斯主義勢力也曾贏得了相當大一部分工人群眾的擁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和意大利的共產黨積極領導工人群眾開展抵抗運動，威信大增，因而戰後初期的勞工運動主要受共產黨控製。但隨著馬歇爾計劃的實施和冷戰對峙局麵的形成，勞工運動很快出現分化。保守主義工會、共產主義工會和民主社會主義工會三足鼎立，其中以後者力量最弱，這是由地中海社會的極化特征所決定的。伊比利亞半島的社會主義勞工運動直到70年代以前還處於地下狀態，主要受著共產黨的影響。但獨裁統治者也成立了自己的禦用工會，以鞏固和擴大自己的政權基礎。
可見，地中海地區勞工運動的發展進程、規模及其特點，不但沒有為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提供足夠的組織基礎，而且以其非政治化、分散化和激進化成為溫和改良的社會黨力量擴展的巨大障礙，致使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在地中海地區遲遲無法形成相對固定的模式。即使是在地中海型民主社會主義形成以後，社會黨雖曾一度成為國內最大的政治勢力，可由於缺乏強大的勞工運動的支持，力量的忽漲忽落和觀點的屢反屢複也實在出於無奈。
前麵對歐洲三大地理區域的勞工運動與民主社會主義運動關係的考察，主要著眼於勞工運動在民主社會主義諸模式形成過程中的表現和影響，因而除地中海地區以外，時限偏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勞工運動主要表現為有組織的工會運動，它與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關係逐漸簡化為工會同社會民主黨的關係。這時候，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在北海-波羅的海地區和內陸地區都已形成相對固定的模式，在地中海地區尚處於變動過程中，因而黨與工會的關係出現了一種有趣的南北分野現象。在中歐和西北歐地區，黨與工會都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自我意識：一方麵，雙方清楚地認識到，它們作為兩種不同形式的雇員代表機構理應以某種特殊方式彼此緊密聯係和相互依靠；另一方麵，社會民主黨作為承擔現實執政責任的黨，不能隻把自己看成工會黨，而應該兼顧其他社會階層的利益，工會也不能把自己局限於充當某一個黨派的政治工具和力量基礎，而應該在現實社會秩序條件下盡可能廣泛地爭取自己的政治和經濟權益。因此，黨與工會的關係出現了某種程度的疏遠趨勢。其中，尤以內陸型民主社會主義表現得最為典型（內陸型民主社會主義之作為民主社會主義的典型模式，又從這裏反映出來然而，在南歐地區，趨勢正好相反，社會黨在工會中的力量不斷增強，兩者的合作呈現出少見的活躍。這一則是因為南歐社會黨在綱領理論上比中歐和西北歐往會民主黨（工黨）激進，明確提出即使不再做一個階級的政黨：也肯定無疑地要做一個與領薪階層不斷擴大聯係的黨，要擁有更多的工人黨員，並把這一點視為民主社會主義必不可少的根基。二則得益於南歐各國共產黨的分裂和衰落，這使共產黨在工會中的傳統威望大為降低，不少工會會員退出共產黨影響下的工會，並加入同社會黨聯係密切的工會。三則由於南歐國家的階級結構在戰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迅速崛起的新中間階級和大量湧現的第一代工人對在和平的環境中逐步提高自己社會地位的希望，構成了社會黨同工會加強聯係的感情紐帶和利益基礎。當然，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同工會運動的聯係在南歐的加強，也隻是相對於過去的薄弱而言，單從南歐社會黨與工會的組織關係而言，其密切程度迄今還遠遠不及它們的中歐和西北歐同伴。至於80年代末90年代初南歐社會黨再度遭受挫折以後，它對工會的吸引力又大大減弱，兩者的離心傾向複又加劇，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缺乏相對固定的強大工會基礎的狀況仍未得到根本改變。
隨著歐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工會運動盡管也在不斷拓展自己的視野，但它所要解決的各種問題同民主社會主義運動所要關注的廣泛得多的社會矛盾及其必然要爭取的廣泛社會力量比起來，相對的重合麵已越來越小。勞工運動這支“常備軍”，對民主社會主義運動這個“政府”來說，正日益變成它的依靠力量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力量來源，甚至不再是基本的力量支撐。勞工運動之作為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的一個重要根源，主要體現在模式形成過程之中。模式形成以後，各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程度已逐漸接近，所麵臨的社會矛盾也趨於一致，不同地區勞工運動對不同模式民主社會主義的影響至多隻表現為量的區別，對其新的核心特征的形成和演變不再具有決定性意義。
§§第七章 西歐民主社會主義的兩個變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