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麵即將討論內陸地區政治民主化進程以前，讓我們先把前麵提到的幾種政體形式作一簡單歸納。作為專製統治的政治體現，君主製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時期表現是不一樣的。在資產階級民主製度取得勝利以前，地中海各國的君主製大多表現為絕對的（或無限的）君主製，君主擁有壟斷的政治權利；北海-波羅的海國家的君主製則表現出某種開明性（或有限性君主的權力受到其他社會力量的製約。政治民主化在前者往往表現為革命，結果是議會共和製取代君主製，實行比較徹底的民主化；在後者則主要表現為改革，資產階級同貴族逐步妥協，最終形成議會君主立憲製。這時候的君主立憲製已完全剝奪了君主直接支配國家政治的權利，行政權由內閣執掌，而內閣隻對議會負責，事實上同議會共和製已沒有實質性區別，君主隻是一個禮儀性職位和國家的象征而已。但是，除了這幾種政治體製以外，還存在一種特殊的政體形式，即意大利1861年以後一度實行的二元君主立憲製。它的主要運行方式是由君主任命對其負責的內閣，直接執掌行政權，立法權屬於議會，但君主有否決權，因而國家政權是由君主和議會共同分享的。這種政治體製在地中海地區和北海-波羅的海地區表現都不充分，特別是在北海-波羅的海地區幾乎未曾出現過（18世紀的英國和19世紀前半期的瑞典，從君主和議會各自擁有的權限上看與此有點類似），它的典型地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和奧地利。因而，內陸地區的政治民主化進程，與這種二元君主立憲政體的產生和演變是密不可分的。
1848年革命的風暴搖撼著德意誌各邦君主的寶座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他們急忙吸收一些資產階級自由派分子進入內閣，並答應製訂憲法，同意新聞自由，特赦政治犯等。隨著奧地利和普魯士革命的初期勝利，形式上作為全德國民議會開展活動的法蘭克福議會便緊鑼密鼓地登場了。可冗長的議會辯論並沒有取得什麼實質性的成果，它所建立的帝國中央政府根本得不到各邦政府的支持，普魯士國王威廉四世幹脆拒絕接受這個議會給他的帝國皇帝封號。議會後來被驅散了，它製訂的憲法成了無人遵守的一紙空文。盡管1848年風暴強勁地掃蕩了封建勢力，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的發展贏得了較大的活動空間，但畢竟民主革命在德意誌各邦相繼失敗了，這標誌著德意誌地區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將滲入大量的君主專製因素。
作為王權統治者向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讓步的一個具體表現，普魯士國王威廉四世1852年向他的臣民頒布了憲法。盡管憲法給予了國王以很大的權力，但畢竟有了一個同王權相抗衡的民選議會，普魯士從此開始了王權與議會權互相製約和爭奪的拉鋸戰。60年代初，自由主義勢力曾一度占了上風。但隨著俾斯麥政府的建立，王權勢力取得了對國家的絕對控製權。不過，這種對政權的控製並沒有改變君主立憲製政府自由主義色彩越來越濃的趨勢：資產階級由於國家的統一和“文化戰爭”的開展而獲得了自由發展工商業的物質和文化條件，無產階級則由於社會保險製度的建立而享受到了其他國家需要艱苦的鬥爭才能享受到的物質利益。不管這是君主的恩賜，還是人民鬥爭的成果，自由主義的發展對德國經濟、政治的進步起到了極大的催化作用。
奧地利被普魯士的小德意誌方案排擠出統一德國的領導地位之後，不得已同匈牙利共同組建奧匈帝國，同時進行了一係列憲政改革，增加政府中的自由主義因素，以求同資產階級達成妥協，鞏固自己的統治。1867年12月，奧皇弗蘭西斯·約瑟夫（兼奧匈帝國皇帝）頒布了新憲法，即“十二月憲法”，滿足了資產階級關於實行普遍兵役製、改革稅收政策、改革教育和婚姻法等要求，資產階級自由派開始參加內閣，使其開始有“資產階級內閣”之稱。此後，奧地利的政治民主化進程雖時有反複，但基本上同德國一樣，通過二元君主立憲政體逐步進行著自由主義的改革。1907年，奧地利實行成年男子普選權，政治民主化又向前跨了一大步。當然，從當時整個歐洲的形勢來看，西歐各國基本上都建立了民主主義政體；東歐則仍然是專製主義的堡壘，奧地利正好處於二者之間，民主自由度較東歐先進，較西歐則不如。德國的情況與此類似。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和奧地利都成立了共和國。可是，共和國都不是因為革命而是因為戰敗得來的，共和國政府成為君主政府的替罪羊，接受協約國的製裁和宰割。舊勢力，不管是地主莊園經濟還是帝國官僚隊伍，不管是同王室聯係密切的工商巨頭還是王朝軍隊，都被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如果說戰前是地主一資產階級政權，現在至多變成資產階級-地主政權。從政治民主化實現的程度來看，此時的共和國同昔日的君主國並沒有太大的差異。這也正是法西斯獨裁勢力能夠在兩國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之一。共和國實際上成了兩個專製政權之間的一個短暫過渡。或者說，缺乏社會基礎的共和國由於自身的軟弱無能，不但未能推進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反而導致了民眾對共和政體的失望，並喚起他們對專製政權的強大和輝煌的回憶，從而心甘情願地跟著極端專製主義者把整個民族帶進毀滅的深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和奧地利才在占領軍的刺刀下逐漸實現了政治民主化，總統共和製得以確立和完善。不過，總統在德國和奧地利都是沒有什麼權力的，類似於北海-波羅的海國家的君主，一切大權皆掌於議會和對議會負責的內閣手裏。
從上述政治民主化進程可以看出，專製主義傳統在內陸地區的深厚程度並不稍遜於地中海地區。但是，地中海地區的自由主義革命精神在內陸地區卻不存在，專製王權反而在客觀上成為政治民主化的一股推動力量。不過，這種推動同北海-波羅的海國家王權勢力在強大的壓力下逐步妥協退讓，給予新的社會勢力愈來愈大的活動自由是不一樣的。它主要表現為專製王朝政治策略的主動改變，以便盡可能地保留自己的統治地位和統治範圍。民主力量缺乏鬥爭和努力，隻跟在國家政策的後麵撿拾“民主”的成果，從而給予了專製統治者以毋庸置疑的統治委任狀。另外，戰爭（不是革命戰爭，而是專製統治階級的爭霸戰爭，如王朝統一戰爭、兩次世界大戰等）對政治的民主化影響極大。兩次世界大戰都以全民族的失敗而告終，19世紀普魯士王朝的統一戰爭雖然節節勝利，可勝利是屬於專製統治者的，不屬於人民。從形式上看，每一次戰爭的結局都推動了民主化向前邁進一步，可對人們來說，戰爭所帶來的刻骨銘心的記憶是失敗的屈辱和對統治權威的進一步臣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權威為占領軍當局）。民主力量的這種政治無為，無疑有助於形成內陸國家一切民主運動所共有的某些特征：妥協、軟弱、理論完備而無實際作為（相反，對專製權威的崇拜和與此相關的獨裁運動都可能達到一呼百應）。在內陸地區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中，親政府色彩一直是比較濃的。且不說拉薩爾主義者心甘情願地充當容克國家“反資本主義”的俘虜，隻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德國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對國家戰爭政策所投下的那張讚成票和戰爭結束時謝德曼政府對舊勢力的無可奈何，就可以明顯感受到這種軟弱性和妥協性。再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20年代的種種理論和宣傳，特別是它的“防禦性暴力”學說和“紅色維也納”改良，在當時是何等風光，被譽為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鐵師”，可在法西斯的進攻之下，頃刻之間便煙消雲散了。所以說，德意誌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往往需要現實的允可，方能獲得大的發展；一旦環境不利，混亂、消極乃至瓦解都是有可能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和奧地利的社會民主黨應該說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影響赫然，但這種成就主要表現為選舉力量的增長，而這種增長又是戰後政治、經濟環境發展的一種自然要求，並非社會民主黨人的主觀努力使然。這一點從兩國社會民主黨同保守黨的經常而廣泛的妥協以及它們在社會變革上的無所作為就可以看出來。內陸型民主社會主義影響的擴大，主要得力於它的理論學說，而不是它的現實成就。
二、勞工運動
如果從一般的意義上講，勞工運動並不一定是社會主義的運動，社會主義也並不一定是勞工的或無產階級的運動，這一點可以從形形色色的空想社會主義和中、南歐國家普遍存在的基督教民主主義工會那裏得到說明。但是，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確起源於勞工運動，並一直以它為主體。兩者的關係，按熊彼特的說法，“類似於一個政府和它的常備軍之間的關係”因此，各地區勞工運動的不同特點事實上也構成了本地區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主要特征。在民主社會主義的各種模式正式形成之前，尤其如此。
北海-波羅的海地區的勞工運動深受工聯主義的影響，熱衷於經濟領域的鬥爭，主張通過工會同雇主的和平談判，謀求工人生活條件的改善，對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缺乏興趣。這是該地區的經濟、政治環境所決定的，並經過了一個發展的過程。就英國而言，資本原始積累的殘酷性曾使早期工人鬥爭大多采取比較激烈的方式，而且很容易以政治鬥爭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對參加鬥爭的工人來說，激烈的政治鬥爭往往是他們的最後選擇。因為在他們看來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本無實質性的區別，溫和的鬥爭和激烈的鬥爭也至多是鬥爭方式不同而已，什麼方式能更好地維護自己的物質利益，就采取什麼方式。溫和的經濟鬥爭，常常是工人階級最先使用的形式，隻有當這種形式不能奏效時，他們才會轉向更激烈的政治鬥爭。在英國，隨著資本主義的逐步發展，促成這種轉變的情況並不常常出現，而且越來越少。由於統治階級在政治、經濟、社會立法方麵的適時妥協，尤其是由於這些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張所帶來的巨額利潤使資產階級能夠在一些非實質性問題上對工人作出讓步，如適當提高工資、改善工人工作環境等等，使得工人的鬥爭往往在初始階段（經濟鬥爭階段）就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效而停止了進一步的發展。事實上，“自歐文的全國各業統一總工會在1834年崩潰以來，或自憲章運動衰亡以來，英國勞工運動已不再能激起任何決定性的敵意。它的經濟目標，有些得到自由黨的讚助，另外一些則得到保守黨的讚助。例如，1871、1875和1876諸年的工會法沒有發生足以刺激勞工進入好戰狀態的任何事情而平穩地通過了”。長期使用溫和的經濟鬥爭手段及其有效性，使改良主義和合法鬥爭的思想在勞工運動中紮下了根。
19世紀中後期，英國政府陸續通過一係列普及教育、義務教育的法案，工人階級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大大擴大了。而隨著工人文化素養的普遍提高，以及對各種社會改革思想的了解增多，他們作為一個階級存在的意識逐步增強，勞工運動也在一個更理智、更組織化的層次上展開。工會運動蓬勃興起，工會聯合會成為英國的重要社會勢力。但是，當時存在的一些社會主義團體和派別還主要受著蒲魯東主義的影響，它們對工會運動要麼敵視，要麼半心半意地支持，甚至在客觀上作為自由黨反對保守黨的思想力量，吸引一部分工人投身自由黨陣營而沒有把工會視為自己的組織基礎和力量源泉。工會則由於種種原因也對這些社會主義團體抱觀望態度。這些原因包括：（1）有的工會會員已參加了保守黨或自由黨，思想的轉彎尚需時日，而工會幹部則擔心集體加入新黨會導致工會分裂。（2）某些強大的工會，有能力獨立選派自己的候選人，參加議會選舉。（3）工會對單純的經濟鬥爭及其成果的迷戀，還未遇到雇主強有力的反抗。然而，隨著資本主義壟斷的加強，雇主之間的聯係增強了，他們成立了種種雇主協會和聯合會，在同工會的談判中態度日益強硬，並陸續采取一係列反工會措施。這使工會領導集團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它已經威脅到工會的生存。形勢表明，工會需要通過獲得政治權利來保障自己的經濟利益，即工會必須在議會裏用更強大的聲音講話，以便通過立法手段來保衛自己已經取得的成果。工會運動對政治代言人的需求由此變得十分迫切。同時，各種社會主義團體也不斷麵臨分裂，競選力量一直上不去，它們也需要利用工會的強大聲勢和選民基礎。於是，社會主義運動同工會運動實現了合流，群眾性的工黨誕生了，工黨型的民主社會主義也就隨之產生。
北歐各國勞工運動的情況基本上是對英國19世紀中後期發展狀況的重複。工業化在北歐國家進行得比較遲，而且，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主要來源於外貿利潤，而不是來源於對農業和手工業者的剝奪。這種工業化進程起步的滯後性和以商業為龍頭帶動國內製造業和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北歐工人階級重複其他工業化國家早期工人階級的悲慘命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激烈變幻的國際政治風雲中，北歐各國又大多奉行中立的外交政策，以便在世界市場上占據有利地位，獲取高額利潤。短時間內高額外貿利潤的獲得，保證了北歐各國資產階級有可能直接和間接地收買工人階級的個別階層，形成工人貴族，並進而培養工人官僚，以實現自己的經濟目的和政治目的。工黨（社會民主黨）又恰在此時走上曆史舞台，不管社會民主黨人的主觀願望如何，由於他們的改良主義和實用主義特征，在客觀上無疑幫助資產階級完成了這一重要使命。再加上北歐各國人口密度都很小，人口最稠密的瑞典的總人口也不過隻相當於倫敦的人口。由於沒有人口的包袱，北歐國家很容易通過社會政策立法，包括勞動市場、經濟和工業等方麵的政策立法，以及種種社會福利措施，保證自己的居民享有一個較高的經濟地位和生活狀況，同時輔之以政治民主的穩步實現，國民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社會矛盾處於一種相對緩和的狀態。工人的組織性迅速加強，工會得到較快的發展。這樣一種經濟、政治和社會環境，決定了北歐勞工運動的經濟特性和溫和特性，不願意發生激烈的社會變革，也對內陸地區勞工運動中盛極一時的革命和改良之爭、正統主義和修正主義之爭缺乏興趣，從而根本保證了改良主義的廣泛社會基礎。與此同時，社會民主黨人走上曆史前台並對工會運動適時引導，既擴大了自己的組織力量，又促使勞工運動迅速走向成熟。美國學者史蒂文‘克雷默在同挪威工黨前主席、挪威前首相特呂格弗’布拉特利討論挪威社會主義運動時談到這個問題。他們認為，由於挪威實現工業化的速度非常快，年輕夫婦們都紛紛走出家庭抗議他們所在新工廠中的生活條件，而當時已經有了社會主義運動和工會運動，它能夠溝通被剝奪的手工業者和農民的激烈感情，這就使得挪威工人在政治和思想上很快成熟起來。在最早爆發工業革命的英國則不然，早期工人的抗議常常轉變為盧德主義，工人階級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才形成有效的學說和組織機構。
勞工運動與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合二為一是北海-波羅的海型民主社會主義的一個典型特征，勞工運動中的工聯主義傳統也由此成為工黨（社會民主黨）福利主義政策的深厚基礎。發達的工會係統在該地區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工會的活動方式因而深深地影響著黨的活動方式。一方麵，工會作為群眾組織，其組織結構往往隻適應於經濟持續增長的繁榮時期。危機一旦到來，工會結構上的弱點就會暴露無遺：失業、收入減少、生活貧困的威脅，導致會員大量流失，雇主集團則強調社會福利開銷過大，借機剝奪工人已取得的成果。與此相應，工黨（社會民主黨）往往在經濟良好運轉時期執政，實施它的社會改良，危機往往伴隨工黨（社會民主黨）的倒台一塊兒到來，並同時出現黨員人數銳減。另一方麵，工人教育程度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工人階級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權利的日益擴大，都使廣大工人在階級意識日益覺醒的同時，國家意識也不斷萌生，並隨著社會的發展，後者逐漸超過前者成為工人階級的主體意識，進而導致工會的反製度色彩日益淡薄，最終發展成一種所謂“戰略工聯主義”的行為模式——工會在製定政策時，充分考慮到自己與執政的工黨（社會民主黨）的政策協調，充分考慮到自己對國家經濟的總體責任以及各項政策的相關性，而不僅僅隻是工會本身的利益。戰略工聯主義的提出，乃是基於這樣的前提：工黨（社會民主黨）在維護工會利益的同時，也必須保證自己的執政地位，否則下台之後將無所作為。於是，以戰略工聯主義為紐帶，工黨（社會民主黨）成為同資本主義製度共生的黨，而不是反製度的黨。黨變成競選聯盟，理論完全而直接地為實踐服務。對此，一位西方學者的下述觀點頗有啟發性：“在所有的社會中，如果工人多少能自由地建立自己的組織，社會黨都很快地從最初堅持革命的黨綱走向讚成溫和的政治行為和議會政治。”這可以說是對北海-波羅的海地區勞工運動與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相互關係的一個最好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