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我說，“如果你到了我家，我不在的話，你也知道備用的鑰匙在哪兒。”
“謝謝。我會帶上貓一塊去的。你是否想過如果我帶上我的貓的話，鮑澤會朝它叫嗎？”
“也許吧，但它會克服的。”我說，“這個周末我們仍然要去舊金山，你跟我們一塊去嗎？”
“當然。”他說，“如果北方沒有下雨的話，我肯定會去。”
最後我給阿洛·德爾加多打了個電話。我告訴他我從佩德羅的驗屍報告單上得到的社會保障號碼。然後要他竭盡全力去尋找關於死者的親屬和朋友的材料。
把蒂娜登記入冊後，麥克回到了車裏。他不同意我開車到聯合火車站的計劃，我就知道他會這樣。但他並沒有費太多的口舌。“做你必須要做的事去吧。至少現在沒有交通可言，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都不會上路的。”最後這句話充滿了挖苦味。
處在金州高速公路和洛杉磯河之間的使館大街的地形就像一個又大又淺的盆子。當麥克接近這個盆子的洪水泛濫的底部時，他的車突然掠過水麵，一下滑了四個車道，旋轉了180度。然後，車的前輪才穩穩地落在瀝青路上。幸虧有那麼多理智的市民，我們幾乎找不到一個與我們撞車的人。我抓住安全帶，靜靜地等著。終於，麥克重新控製住了車。
“幹得好。”我說。
他搖了搖頭，臉上滿是堅毅的線條：“從這兒我們用一分鍾就可以到聯合火車站。你回家走這條路花一個小時簡直是不可思議。站台裏有賣午飯的，我們去吃點東西，等著你的好朋友出現吧！”
我們坐在一張擦得亮堂堂的桌子前——桌子正對著通向鐵軌的地道——吃著金槍魚三明治和用一個罐頭熱出來的西紅柿湯。這個老舊的車站本來就要廢棄，兒年前由於往返兩地的火車開始運行，使它又充滿了生機。堅硬的皮鞋後跟在大理石地板上發出“嗒、嗒”的聲音，回蕩在有著高高的、拱形的天花板的大廳裏，並且隨著每個旅客的來來往往而起起落落。
麥克在賬單上放了12美元，把餐巾紙疊好放在盤子旁邊。在我和米丹通話後已經過去了一小時。
麥克站起來：“好了嗎？”
“好了。”我收拾好茄克、背包和雨傘，和他走出去來到紅線軌道的終點等著。
5分鍾後，米丹出來了，肩上吃力地扛著兩個沉重的帆布包，已經被水弄得黑乎乎的。他看見了我，朝我笑著，快速地越過另一個興奮的旅客朝我走來。但當他看見我旁邊站著的麥克時，他突然停住了，畏縮不前。
我一直想不明白，為什麼有些人一眼就能認出那些穿便衣的警察。我猜，他們一定犯過法，經驗告訴他們誰是警察。米丹一眼就看出了麥克的身份，雖然麥克那普通的廉價衣服被孩子們和我送給他當聖誕禮物的華麗的雨衣掩蓋著。
我向前跨了一步，一把抓住米丹的肘部，把他從人流中拉出來。“米丹先生，”我說，“這是麥克·弗林特。”
麥克伸出手來，米丹為了握手隻好放下其中的一個帆布包。我提起包，表麵上看起來是在幫他忙，實際上是找到了一個抵押品。這樣，米丹就不會跑掉了。
“那麼，”麥克說著把米丹的第二個帆布包拿過來，我想他這個挺“紳士”的動作和我是出於相同的動機。“你是阮凱的朋友，你曾在她的飯店裏吃過飯嗎？那真是個好地方。今年冬天我們就去過那兒。”他一路上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