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戚繼光調任薊遼兵團司令官（薊遼總兵）時，準許他率領一手訓練的擊敗倭寇的浙江部隊。到任後的某一天，舉行閱兵，忽然大雨傾盆，邊防軍竟一哄而散，隻有浙江部隊因沒有得到解散命令，仍在大雨中屹立不動，邊防軍大吃一驚，從此他們才知道什麼是軍紀軍令。這件事說明邊防軍的腐敗（現在我們可以了解萬裏長城所以抵擋不住俺答的原因了）和張居正所以進行改革的必要。
然而，我們一再提醒，儒家思想下的中國傳統政治，是反對任何改革的。尤其是本世紀（十六），正是大黑暗時代，對改革的反對當然更加強烈。張居正所作的這種外科醫生的手術，嚴格地說還談不到改革（更談不到高一級的變法了），隻不過稍為認真辦事而已。但他所遭到的反對，卻同樣可怕。一是喪失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如被裁減的人員，被增加田賦的“鄉紳”和一部分不能作威作福的宦官。另一是習慣性的反對，儒書上“利不十，不變法”，已成為阻止改革的借口。不幸的是，張居正又因為父親亡故的守喪問題，觸犯了儒家的禮教。
張居正的父親於一五七七年逝世，依照儒家禮教的規定，作兒子的必須辭去官職，回到故鄉守喪三年。隻有皇帝才有權下令征召守喪中的兒子繼續供職。皇帝朱翊鈞倒是下令征召張居正的，但仍然引起政府若幹官員的喧嘩，一種是衛道之士，他們認為縱然有皇帝的征召，但儒家正統思想不能違犯，不守父母三年之喪，跟禽獸沒有兩樣。另一種是銳進之士，希望張居正馬上退出政治舞台，即令是短期的也好，以便自己擢升。這場爭執雖沒有大禮議事件那麼死傷狼藉，但也熱鬧了一陣。使張居正的仇人布滿天下。
張居正當權十一年，在一五八二年病死。朱翊鈞已二十歲，蛇蠍性格隨著他年齡的成長而大量顯露，他恨透了在他幼年時對他生活管教過嚴的宦官馮保和在他幼年時對他讀書要求過嚴的張居正。
朱詡鈞十歲時，就經常拷打身邊的宦官和宮女，把這些可憐無助的人拷打到死。馮保向李太後報告，李太後就責罵朱翊鈞，有時候還揍他。有一次李太後暗示他如果不停止凶暴，可能有被罷黜的後果。至於張居正，他兼任皇家教師，往往在朱翊鈞早睡正甜時，強迫他起床讀書。在他讀錯字時，又聲色俱厲地糾正他。
朱翊鈞在張居正死後親政，立即向他們采取報複行動，任命馮保的死敵張減當司禮太監，把馮保放逐到故都南京。接著宣布張居正的罪狀，下令抄沒他的家產。張居正是荊州（湖北江陵）人。地方官員在諂媚奉承宰相之家十餘年後，為了表示對新當權派的忠貞和對“罪犯”的深惡痛絕，還沒有得到正式命令，一聽到風聲，就派兵把張居正家團團圍住，門戶加鎖，禁止出入。等中央查抄大員張誠到達時，已有十餘人活活餓死。
張居正的失敗是注定的，當時的社會背景絕不允許他成功。他失敗後，十年的改革成果，逐漸化為烏有。一切恢複原狀，黃河照舊泛濫，戚繼光被逐，邊防軍腐敗如故，守舊的士大夫、鄉紳、宦官，一個個額手稱慶。
八第一次保衛朝鮮
張居正死後不久，日本大舉侵略朝鮮王國，中國第一次武裝援助朝鮮。
朝鮮王國和安南王國，是中國南北兩個最忠實的藩屬，他們除了有一位國王和使用一種跟中國大同小異的文字外，事實上可以說是中國的一省。中國是他們的保護者和宗主國，但從不過問他們的內政。
日本帝國在本世紀（十六）有一位巨人崛起，他就是平民出身的大將豐臣秀吉。他統一了全國，擔任國家最高執政官（關白），天皇便成為一個虛名。豐臣秀吉在國內建立了不朽的功業後，日本三島已不能容納他的野心，他決定征服朝鮮。
朝鮮得到日本即將入侵的情報，對於文化落後的蕞爾小國，竟敢動高度文化大國的腦筋，感到不能置信。為慎重起見，一五九O年，特地派遣一個代表團前往日本訪問，調查日本入侵的可能性。代表團於翌年（一五九一）返國，提出兩份內容恰恰相反的報告，團長黃允吉認為日本一定會有軍事行動，副團長金誠一則認為冷戰有可能，熱戰絕不可能。朝鮮國王李(日公)問二人對豐臣秀吉的印象，黃九吉說：“光采煥發，具有膽略。”金誠一說：“雙眼像老鼠一樣，毫無威嚴。”
——判斷，是人類最高智慧的表現。判斷如果錯誤，就必須付出判斷錯誤的代價，小焉者是個人的失敗，大焉者是國家受到傷害，甚至滅亡。對同一現象，竟產生兩種完全不同的判斷（事實上有時候還產生兩種以上完全不同的判斷），跟當事人的智慧見解，生活體驗，以及心理背景，有密切關係。
朝鮮政府經過研究之後，決定采信副團長金誠一的判斷。那時朝鮮的李王朝跟中國的明王朝是一丘之貉，同樣的腐敗渾噩，他們不願意受到攻擊，所以不相信會受到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