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魯迅身上也有盟主欲，他之所以四麵出擊，八方樹敵，是因為那些人不買他的賬，他曾與林語堂關係較好，引為同路，但因為對“新月派”的不同立場，最後連朋友也做不成了。他罵那些在文壇上文化界中有頭有腦的人物，卻對文學青年態度和藹可親，像柔石啦、蕭紅蕭軍啦等等，他在這些尊他為導師的青年身上找到了誨人不倦的感覺，滿足了他盟主的虛榮心。還有他與許廣平之間的通信，《兩地書》怎麼讀也讀不出他倆是情人、夫妻，而一直是導師與學生之間的口吻。這太可怕，從文壇上當導師當到了家裏的床上。你還別吃驚，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好為人師，誨人不倦，管他是同事、朋友還是夫妻。父子，隻要給他個台階，他立馬就踩上去發表訓令。
還有他對當時學院派的攻擊，肯定有他心懷嫉恨的因素，胡適他們一去北大就是教授，而魯迅隻混了個講師。
王朔：我也知道魯迅晚年與瞿秋白的談話，他已經看清了周圍一夥的真麵目。
老俠：魯迅後期的悲劇或者甚至都可以叫滑稽劇，有他個性中的因素，但我覺得這種個人的因素如此放大乃至於狂妄得失控，是我們這個文化沒有給他提供一種更高的尺度。我們的文化太世俗化了，沒有西方的宗教性的絕對彼岸尺度，如果有，魯迅如果是個基督徒，在他寫完《野草》之後，在他意識到自己在這個文化中社會中是唯一的孤魂野鬼，是匆匆的過客之後，他就再也不會回到世俗之中與庸人們糾纏萬。他的《呐喊》、《彷徨》中的小說以及前期雜文，已經把中國人看透了，他“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背後是《野草》中的絕望，那種前麵隻有荒涼的墳的絕望，他在這個文化中已經無路可走，處在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狀態中，但與屈原不同，屈原還相信明主，魯迅則什麼都不信，這種狀態就是在絕望中把自己看成唯一的絕望者。他的前麵也隻有三條路：自殺、走向與一切人為敵的唯我獨尊的狂妄。麵向一個更高的價值進行自找靈魂的拷問與對話。在中國這種沒有超越的神聖價值的世俗大背景中，魯迅不選擇自殺，就隻能選擇唯我獨尊的姿態與世俗作戰了。
魯迅當時進“左聯”，既有道義上的原因，更有沉寂多時有機會做一回盟主的原因，他與“四條漢子”的論戰，表層是“國防文學”與“大眾文學”之爭，實際上是“左聯”盟主地位之爭。他發現人家請他去“左聯”，不是讓他說了算，而是把他當工具用，他的那種“荷戟獨彷徨”的孤傲就必然指向任何他看不上的人和事物，在中國，以魯迅這樣的深度與天才，他眼中又能有誰呢？正是他這種狂妄導致了他晚年的淺薄，也導致他以後再一次作為工具、棍子四處開花。如果魯迅心中有上帝，有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