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時期（八世紀）傳回了印度，為那裏的人所“親仰”。 關於道家向佛家靠攏，甚至取媚於佛家的說法很多，那都是道家片麵地一廂情願地捏造出來的。 我們從這個“道”字可以看出來，中國這個宗教要解決的是現實的問題、今世的問題，不是神話的問題、來世的問題。道家這種精神，同儒家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這是一脈相承的中國精神。後來道家發展成為道教，也不過是想長生不死、白晝升天而已。 “菩提”（bodhi）這個詞的詞根是√budh，意思是“覺，醒”。Buddha（佛陀，佛）這個詞也源於√budh，加上過去分詞語尾ta，變成了buddha，意思是“覺悟了的人”，“覺者”。√budh的拙象名詞就是bodhi，意思是“覺”，音譯“菩提”。 從宗教意義上來看什麼叫做“覺”呢？根據佛教最原始的理論，所謂“十二因緣”，一個人（或其他生物）總是處在生死流轉中的，隻有熟悉了這個根本理論，熟悉了“無明”（avidyā）是十二因緣之首，他就算是“覺”了，算是得道了，成佛了。因此，梵文bodhi這個詞兒所蘊含的意義，與中國的“道”完全不同。它要解決的問題，不是現世的，不是眼前的，而是來生來世無數生死流轉的。 看過榕樹的人都知道，從樹幹上長出一些樹根，下垂至地，又在地中生根，然後長成一棵樹，又在自己的幹上長出細根，下垂至地，如此循環往複，一棵榕樹能長出成百棵榕樹，甚至讓人摸不清究竟哪一棵樹是初原的樹，哪一些樹是派生的樹。隻有這樣生長的榕樹，才能在一棵樹下蔭覆五百輛車而有餘。在榕樹這裏，根幹與枝葉互為因果，難解難分。用這樣的榕樹來比喻作為根幹的印度佛法與作為枝葉的東夏佛法之間互為因果的關係，難道不是一個非常聰明、含義又非常深刻的比喻嗎？ 我們不是也關心中國人同印度人的思維方式、心理狀態等的區別空間何在的問題嗎？《含光傳·係》對於這個問題提出了下麵的意見：“蓋東人之敏利，何以知耶？秦人好略，驗其言少而解多也。西域之人淳樸，何以知乎？天竺好繁，證其言重而後悟也。由是觀之，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東人利在乎解性也。”這一段話的意思就是說，中國人敏利，言少而解多；印度人淳樸而好繁。最早的佛經，連篇累牘，動輒數十萬甚至數百萬言，同樣的話能一字不移地一再重複，因此說“言重”。這個意見是完全符合實際的。就拿巴利文佛典來說吧，同樣的詞句，一字不動，換一個地方又重複一遍，而且重複之中套重複。因此英國刊行巴利文佛典不得不刪去重複之處，加以注明，節省了大量的篇幅。我猜想，佛典產生在發明文字之前，師徒口耳相傳，為了加強記憶，才采用了重複的辦法，否則實在難在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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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典中有不少地方出現“念”或“憶念”這樣的字眼，比如“憶念彌陀佛”、“憶念毗尼”、“係念思惟”、“正念”、“惟念”等等。這個“念”字來源於梵文，詞根是√smr，由此派生出來的抽象名詞是smrti。與之相當的巴利文是sarati和sati。一般的用法其含義是“念”、“憶念”。但作為宗教哲學術語，smrti，有非凡的含義。指的是“全部的神聖傳統”，或者“凡人教師所憶念的”，包括六吠陀分支、傳承經和家庭經、《摩奴法論》、兩大史詩、往世書、倫理論等等。常用的譯法是“傳承”。與之相對的是sruti，指的是仙人們直接聽到的，比如《吠陀》等，隻能口傳耳聽，不許寫成文字，常用的譯法是“天啟”。這樣一來，所謂“念”就與“傳承”聯係在一起了，它表示固守傳承的東西，有點固步自封，墨守成規的意味。而中國人則是“解性”，所謂“解”就是“理解”、“解釋”，有點探索、鑽研的意味，不囿於常規，不固守傳承的東西。 我覺得，佛教似乎是一個唯理的宗教，講求義理的宗教，不要求信徒盲目崇拜的宗教，不禁錮信徒們的思想的宗教。 古代印度有一個傳統，宗教與哲學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大乘佛教繼續而且發揚了這個傳統。大乘還提倡邏輯學，所謂因明學者就是。在這裏大乘唯理的色彩也表現得很突出。這樣的情況就促使佛教產生了大量的經典。經、律、論，樣樣齊全。有的部派還有自己的經典。結果在兩千多年的發展中，佛教的經典就多到了超過汗牛充棟的程度。而且佛教同另外兩個世界大宗教不同，始終也沒有確定哪一部經典是聖經寶典，唯我獨尊。所有的經典都並肩存在、龐然雜陳。這些經典通常稱為“大藏經”。 低層次的佛教燒香拜佛，修廟塑像，信徒們相信輪回報應，積德修福，隻要念幾聲：“南無佛，南無法，南無觀世音菩薩”，或者單純一聲“阿彌陀佛！”就算完成了任務，不必深通佛教義理，宗教需要也能得到滿足。但是，這並不是佛教的全貌，隻是低層次的佛教。高層次的佛教信徒，雖也難免晨鍾暮鼓，燒香禮拜；但是他們的重點是鑽研佛教義理，就像一個哲學家鑽研哲學。 我認為，佛教有宏大的思想寶庫，又答應信徒們在這一座寶庫內探討義理。有探討義理的自由，才能談到發展。有了發展，才會有“倒流”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