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可以說是翻譯過來的。 提婆達多在律的方麵提出了五法，與釋迦牟尼針鋒相對。在教義方麵，反對輪回，也是針鋒相對。這兩個方麵大概都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在釋迦牟尼和提婆達多逝世後一千二三百年，在印度竟然到處都還有不食乳酪的提婆達多的信徒。提婆達多派顯然在佛教發展史上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與釋迦牟尼的正統力量相對立。假如說釋迦牟尼派是佛教發展主潮的話，那麼提婆達多派就是一股潛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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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屠”這名稱從印度譯過來以後，大概就為一般人所采用。當時中國史家記載多半都用“浮屠”。其後西域高僧到中國來譯經，才把“佛”這個名詞帶進來。範蔚宗搜集的史料內所以沒有“佛”字，就因為這些史料都是外書。“佛”這名詞在那時候還隻限於由吐火羅文譯過來的經典中。以後才漸漸傳播開來，為一般佛徒，或與佛教接近的學者所采用。最後終於因為它本身有優越的條件，戰勝了“浮屠”，並取而代之。 中國僧人或者居士前此往西域求法者，頗亦有人。但是他們多半隻到了西域而止。在法顯真正親臨天竺者，實如鳳毛麟角。在這樣的情況下，到了晉末宋初，就掀起了一個西行求法的運動。中國僧人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尋經典，或旨在從天竺高僧受學，或欲睹聖跡，作亡身之誓，或想尋求名師來華。 我在這裏專談一談《法顯傳》對印度的影響。眾所周知，印度古代缺少真正的史籍，這一點馬克思曾指出來過。因此，研究印度古代曆史，必須乞靈於外國的一些著作，其中尤以中國古代典籍最為重要，而在這些典籍中，古代僧人的遊記更為突出。僧人遊記數量極多，而繁簡不同，時代先後不同。《法顯傳》是最古的和最全的之一，一向被認為與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和義淨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內法傳》鼎足而三。研究印度古代史的學者，包括印度學者在內，都視之為瑰寶。有一位聞名的印度史學家曾寫信說：“假如沒有法顯、玄奘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曆史是不可能的。” 頓悟較之漸悟大大有利，要漸悟，就得有時間，還要耗費精力，這當然會同物質發生矛盾，影響生產力的發展。頓悟用的時間少，甚至可以不用時間和精力。隻要一旦頓悟，洞見真如本性，即可立地成佛。人人皆有佛性，連十惡不赦的一闡提也都有佛性，甚至其他生物都有佛性。這樣一來，滿足宗教信仰的需要與發展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就一掃而光了。 在世界上所有的國家中，解決宗教需要與生產力發展之間的矛盾最成功的國家是日本。他們把佛的一些清規戒律加以改造，以適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結果既滿足了宗教需要，又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成為世界上的科技大國。日本聞名學者中村元博士說：“在日本，佛教的世俗性或社會性是十分顯著的。”日本佛教之所以能夠存在而且發展，原因正在於這種世俗性或社會性。 在佛經翻譯史上，玄奘可以說是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他懷著一腔宗教的虔誠，總結了在他以前幾百年翻譯工作的經驗，創立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的譯風。他的譯風，既非直譯，也非意譯，而是融會直意自創新風。在中國翻譯史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 佛經梵文原本最初沒有寫本，全憑記憶，一直到法顯時代基本上還是這樣子。所以，有時先要有一個人口誦，另外一個人或者第三個人先依其所誦寫成梵字或胡字，然後才加以翻譯。 梁啟超《中國佛法興衰沿革說略》中提到的宗有：大乘攝論宗、小乘俱舍宗、十地宗、三論宗、法華宗、涅槃宗、天台宗、法相宗（唯識宗、慈恩宗）、華嚴宗、淨土宗、律宗、密宗、禪宗，有人還添上地論宗、攝論宗。在這些宗派中，各宗都有自己的教規。律宗不能成為宗，淨土宗沒有自己的專有理論，也不能算宗；成實、俱舍都隻能算是學派，不是宗派；三論宗後被天台、禪宗所吸收，不能獨立成宗。能夠成為宗派的隻有天台宗、華嚴宗、法相宗和禪宗。天台源於北齊、南陳，創於隋，流行於江浙、湖北一帶，傾向於統一統合，南方義學和北方禪定都去學習，企圖通過禪定來證悟般若。華嚴宗興起於陳隋之間，形成於武則天時，根據地在終南山和五台山。法相宗創始者為玄奘、窺基。禪宗源於北魏菩提達摩，盛於唐，先流行於庾嶺、廣東、湖南、江西，然後遍及全國，流行時間最長，實際上已成為一個嗬佛罵祖的宗派，已成為佛教的對立麵，簡直已經不是佛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