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轉移已成定局。其實在收到共產國際的正式回電以前，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已決定：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總攬一切指揮大權，負責籌劃秘密且重大的轉移工作。政治、軍事由博古、李德分別做主，周恩來負責具體計劃的組織實行。貯備糧彈、擴大紅軍的工作，已經有步驟地開始。5月12日，中共中央發出《給各級黨部黨團和動員機關的信》，提出“為三個月超過五萬新的紅軍而鬥爭”的任務。根據地的青壯年幾乎都動員參加了紅軍，很多村莊隻剩下婦幼老弱。 5月初，李德受托起草5至7月季度作戰計劃。計劃的核心已經是主力部隊準備突破封鎖，深入敵後。7月底，李德再次受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之托製定8至10月作戰計劃時，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問題已正式提出。退出蘇區的直接準備全麵開始。為分散敵軍注意力，打亂其部署並牽製其兵力，共組織了三支部隊突圍遠征。兩支走在中央紅軍之先。
7月6日，紅七軍團三個師共6000餘人，在軍團長尋淮洲、政委樂少華、參謀長粟裕、政治部主任劉英率領下，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從瑞金出發北上。中共中央代表曾洪易隨行。 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發布《給六軍團及湘贛軍區的訓令》，命令由任弼時、肖克、王震領導紅六軍團撤離湘贛根據地，向湖南中部轉移，開始西征。這兩支部隊的出發，周恩來說“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調敵”。紅六軍團10月上旬陷入危境。四十九、五十一團在石阡縣被敵截斷，五十團在施秉縣被敵截斷，軍團部隊被敵切為三截，陷於湘、桂、黔三省之敵包圍。六軍團軍政委員會決定:“王震率十八師，任弼時肖克率十七師，焚燒行李，減少輜重，以靈活的遊擊動作，轉到蘇區”。10月下旬，六軍團各部共轉戰80餘天，行程5000裏，才與賀龍的紅三 軍會師。他們探出的路，中央紅軍已經無法再走了。
紅七軍團從江西瑞金出發經福建向閩浙皖贛邊挺進，企圖調動敵“圍剿”部隊回援，以減輕中央蘇區的壓力。但由於兵力過小，未能牽動敵人。七軍團與方誌敏的紅十軍會合後組成紅十軍團，在懷玉山陷入敵軍合圍，僅存500餘人在粟裕、劉英的率領下突出重圍。這支部隊不但未調開敵，反而在敵人的圍追堵截中，幾乎損失殆荊還有一支部隊走在中央紅軍之後。 1934年11月10日，中央紅軍長征出發一個月之後，程子華、徐海東領導的紅二十五軍按照中央指示，對外改稱“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西越平漢路實行戰略轉移，開始西征。三路力量之中，徐海東一路風一路火首先打到陝北，成為對中國革命立下大功的人。三人團就紅軍突圍緊張籌劃且激烈爭論之時，被排斥在核心圈子之外的毛澤東，卻天天天不亮就在會昌城外爬山，並寫《清平樂》一首:“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會昌城外高峰，顛連直接東溟。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鬱鬱蔥蔥。”1958年，他對這首詞作批注:“1934年，形勢危急，準備長征，心情又是鬱悶的”。 8月1日，毛澤東出席瑞金“紅潮──大埔橋舉行的閱兵典禮後，為《紅星報》親筆提詞:“敵人已經向我們的基本蘇區大舉進攻了。我們無論如何要戰勝這個敵人。我們要用一切堅定性頑強性持久性去戰勝這個敵人。我們這樣做一定能夠最後的戰勝這個敵人。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英勇奮鬥的紅軍萬歲!”眼見危機，又眼見自己的意見無人聽，甚至無人來詢問自己，內心之痛苦，旁人難察。中革軍委主席朱德與毛澤東一樣，也未能進入三人團。在討論有多少紅軍部隊參加脫離根據地的西征時，李德與周恩來發生了尖銳分歧。李德主張隻以中央紅軍一、三、五三個主力軍團突破封鎖線，他設想在外線作戰打開局麵牽動敵人之後，主力還可以返回。周恩來沒有明說，但內心非常清楚，一旦主力出擊外線，便很難返回。所以他主張撤退整個蘇區。應該說周恩來是對的。後來留在蘇區的力量，在敵人重兵“圍剿”下損失極其沉重。當時的實情是留得越多，損失越大。李德也不是毫無道理。突圍的野戰部隊如果伴隨擁腫，失去機動，損失也要增加。紅軍長征初期受到的嚴重損失，也證明了這一點。負責組織工作的周恩來麵臨兩難。他似乎一生之中皆充滿兩難。後來有兩種互相矛盾的議論圍繞在周恩來周圍。一 種說他組織的撤退工作所攜東西太多太細，使紅軍大隊行動緩慢，遭到不必要的損失；一種說撤退工作組織得太傖促，該帶的沒有帶，不該帶的卻帶了很多。對這些議論，周恩來很少說話。他從來不是那種品頭論足的人。屬於他的從來隻是工作，而且是越來越幹不完、越來越堆積如山的工作。從第四次反“圍剿”始，毛澤東已經被排擠出了決策圈，他必需苦撐危局。有些指責是對的。有些指責，卻僅僅因為他做的太多。李德是中國共產黨的宿命，周恩來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宿命。若沒有周恩來隻有李德，中國革命該怎樣涉過那些激流險灘呢？ 9月16日，王明、康生從莫斯科寫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談三件事。一是說明國際“七大”延期召開的原因。二是要中共中央暫時不要給滿洲省委發指示，同時川、陝蘇區應聯係起來，“打通川陝蘇區與新疆的聯係”，這是“中國革命有偉大意義的工作”。最後是國際在莫斯科出版了毛澤東文集──《經濟建設與查田運動》:“毛澤東同誌的報告，中文的已經出版，綢製封麵金字標題道林紙，非常美觀，任何中國的書局，沒有這樣的美觀的書”。這是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最後聯係。美國人哈裏森?索爾茲伯裏在其《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說:“1934年春，李德在上海的上級弗裏德?斯特恩德被召回莫斯科，很快就要派往西班牙，但是沒有人來接替了。無線電轉送電報是由中共上海中央局負責的，事實上就是掌握在兩個中國人手中，他們在莫斯科工作過。一位名叫李竹聲，他在莫斯科的斯拉夫名字是克裏奇卡；另一個中國人是盛忠亮，或者叫盛越，他的秘密名字叫米茨科維奇。6月，蔣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了李竹聲，在死亡的威脅下，他供出了電台的位置和盛忠亮的身份，盛也被捕，電台被破獲，從此結束了上海局的活動，⑦本⑦作⑦品⑦由⑦思⑦兔⑦在⑦線⑦閱⑦讀⑦網⑦友⑦整⑦理⑦上⑦傳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