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隊在第五次“圍剿”中打出抗日反蔣旗幟，給紅軍打破“圍剿”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如此有利條件，是前幾次反“圍剿”中沒有的。第五次“圍剿”中，蔣介石最緊張的，就是這次事變。
對蘇區的“圍剿”幾乎全部中斷。“圍剿”主力北路軍不得不抽出九個師，加上寧滬杭地區抽調的兩個師共計十一個師，由蔣鼎文指揮分別從江西和浙江進入福建，進攻十九路軍。蔣介石真正把家底子都拿上來了。蘇浙皖贛地區再無多少兵力可調。毛澤東1936年12月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時，說紅軍當時“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就是依據福建事變後出現蔣管區防務空虛的情況。蔣介石不擔心他壓不垮蔡廷鍇，擔心紅軍與十九路軍聯合。每天晚餐後，他都要找侍從室主任晏道剛和參謀本部第二廳廳長林蔚。問題就一個:是否有紅軍與十九路軍聯係的情報。他叮囑晏、林二人，要密切注意雙方動向，每日派飛機空中偵察。一直未發現紅軍與十九路軍聯係的征候。蔣這才慢慢放下心來，決定親自飛往建甌，指揮收拾十九路軍。未想到還沒走便發生了第三次危機。沒有考慮到彭德懷奔襲滸灣、沒有考慮到蔡廷鍇發動“閩變”的蔣介石，也沒有考慮到宋美齡在臨川發現了他的醃菜罐。跟普通人毫無二致，蔣介石愛吃家鄉的風味小吃。每年其原配夫人毛福美都要送些親手製作的家鄉菜到南京，如醃雪裏蕻、豆腐乳、臭冬瓜、醃筍片等等。蔣一吃到這些可口的家鄉菜肴，便明白毛福美又打發人送東西來了。宋美齡卻是位生活西化的人物，吃西點、西菜。早餐酸奶或牛奶、烤雞、豬排、白脫麵包、色拉之類，與蔣介石吃不到一塊。有時蔣也陪吃西菜，但吃不幾天，就又重新用中餐和吃家鄉菜。蔣介石不喜歡宋美齡的西餐，宋美齡雖然也不喜歡蔣那些心愛的家鄉風味，但對醃菜，如精心製作一番，倒也吃些。但那些黴變菜品如臭冬瓜之類，無論如何也不行。因此每當蔣、宋同餐時，毛氏製作的臭冬瓜之類，便絕對不能擺上餐桌。宋美齡在戰事正緊之時來到了撫州前進指揮部。本想慰問蔣一番，卻意外發現蔣的床下隱藏著原配老婆的寧波小菜罐壇，臭冬瓜自然絕對少不了，脾氣便火山一般爆發了。宋美齡平時修養極好，從不摔盤子砸碗，更不頤指氣使。尤其公開場合，特別給其夫麵子，這回是實實在在忍不住了。蔣一口一個生死之戰，你死我活，“圍剿”發起以前還親寫有兩幅手書，其一是“一，要對得起已死的將士；二，要對得起總理的靈魂；三，要對得起生我的父母；四，要對得起痛苦的民眾。”其二是“一，對主義盡忠了麼；二，對黨國負責了麼；三，對統帥信仰了麼；四，對上官服從了麼；五，對部下信任了麼；六，對本身信仰了麼。”詞句之間，對自己堅定自信，令部下百折不回，頗有生死不計、百戰不辭之感。卻又在指揮作戰的床鋪下埋伏了好幾罐前妻的醃菜。真該在第一幅手書後麵添上“要對得起毛福美的醃菜”；第二 幅手書後麵添上“醃菜罐子藏好了麼”。
醃菜罐子沒有藏好，被宋美齡從床下一個一個拖出來，統統砸碎。宋美齡也開了殺戒。蔣介石的情緒跌入穀底。紅軍卻錯過了利用福建事變的大好時機。本來倒是做好了利用這個機會的準備。10月26日，由周恩來主持，紅軍全權代表潘漢年與十九路軍全權代表徐名鴻在瑞金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張聞天、毛澤東、朱德也會見了徐名鴻和陪同前來的十九路軍參議陳公培，博古雖未見十九路軍代表，但與李德一樣，都對這一合作表示支持。 10月30日，中共中央給福州市委和福建全體同誌發出一封指示信，說:黨在福建的總方針之一應該是盡可能造成民族的反帝統一戰線，來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南京政府，而不要簡單地提出與反對南京政府和蔣介石一樣的口號來反對當時正采取著左的策略的福建統治階級與其他派別。要不調和的、不容情的反對那種關門主義的、不估計客觀事實與脫離當時群眾的、不願意去建立革命的反帝統一戰線的左傾思潮。這個頗為清醒的指示，與在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博古關係不校但11月18日又發出一封指示信:十九路軍中的若幹領袖和政客正在蓄意開始一個大的武斷宣傳的陰謀，企圖集合更多的力量來樹立較堅強的障礙來阻止革命的怒潮；這些“左”的民族改良主義政黨的力量的任何增加是在中國革命的進步上放了新而非常可怕的障礙物；必須徹底明了十九路軍領袖們政治陰謀的特征，必須在下層革命統一戰線的基礎上竭力同這些政黨鬥爭，來爭取現在仍然附和他們的勞苦群眾及士兵。 10月30日信的正確觀點被統統推倒。十幾天時間，換成另一種觀點，另一種態度，甚至是另一種不同風格的語言。發出不同指示的卻是同一個中共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