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奧托?布勞恩31歲，長博古7歲。從1932年初到1933年初，博古與奧托?布勞恩在上海整整相處一年。一年之中，兩人就中國革命問題交換了些什麼看法？怎樣評估蘇區的武裝鬥爭？如何使這一鬥爭再進一步發展？現在已經沒有第三個人知道了。此後的事實說明，這段時間使博古對奧托?布勞恩建立了絕對的信任。很快臨時中央在上海也待不住了。1933年春，博古去中央蘇區。動身前提出要奧托?布勞恩一同去。布勞恩並不缺乏去蘇區的勇氣，但他有自己的考慮。作為一個曾多次從危險中脫身的國際革命者，他並不害怕前方可能出現的艱險。況且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曼弗雷德?施特恩（簡稱弗雷德）正在來上海途中，博古走後他在上海將很快無事可做。這些都是他願意跟博古去蘇區的理由。不能去的理由隻有一個:他是蘇軍總參謀部的人，不是共產國際的人。所以當尤爾特代表遠東局征求他意見時，他提出一個條件，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他要憑借這個指示，完成自己的身份轉換。
事情並非奧托?布勞恩想像的那麼簡單順利。他後來回憶說，“尤爾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發出了幾封電報”。到底是幾封，他也說不清。隔了一段時間，直到博古臨離開上海前，才收到共產國際正式且含混的答複:奧托?布勞恩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共產國際似乎是要通過這個指示讓遠東局、中共臨時中央和奧托?布勞恩明白兩點:其一，作為顧問奧托?布勞恩“沒有指示權力”，僅僅具有建議權；其二，作為顧問奧托?布勞恩並不受托於共產國際，隻受托於中共中央。顯然，共產國際沒有幫助李德完成身份轉換。隻是要求中共臨時中央對自己選定的顧問負責。布勞恩後來說，“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沒有得到”；共產國際從來不直接對他發出任何指示電報。他與共產國際也從來沒有建立直接聯係。真正由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弗雷德從上海給李德發電報，也隻是把他當作一個幫助了解情況的臨時助手而已。一直到進入蘇區，布勞恩也知道他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微妙。在蘇區的軍事會議上起初他一再說明，他的職務隻是一個顧問，沒有下達指示的權力；但博古不容他這樣講下去。在介紹他的第一個歡迎會上，熱情揚溢的博古便展開了他的演說才能:“同誌們!我們在這裏召開一個特別會議，熱烈歡迎我們盼望已久的共產國際派駐我黨中央的軍事顧問，奧托?布勞恩同誌。”“為了保密和顧問同誌的安全，會後對他的稱呼一律用中文的‘李德’，不得泄露他的身份和原名。”“李德同誌是位卓越的布爾什維克軍事家，又是位具有豐富鬥爭經驗的國際主義戰士。他來到中國，體現了共產國際對我們黨和紅軍以及中國革命的深切關懷與巨大支援，也體現了這位老革命家和軍事家國際主義精神和獻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博古給予了他“共產國際派駐我黨中央的軍事顧問”這把尚方寶劍。還給他戴上一連串“卓越的布爾什維克軍事家”、“豐富鬥爭經驗的國際主義戰士”、“老革命家和軍事家”等光彩照人的帽子；還親自給他起了個中國名：李德。從此，奧托?布勞恩以“李德”這個名字，進入中國革命史冊。作為中共臨時中央負總責的人，博古進一步說明，李德以共產國際軍事顧問身份列席中央及軍委會議，參與黨和紅軍各項方針決策的研究和製定，特別對軍事戰略、戰役和戰術，負有指導和監督的重任。奧托?布勞恩從軍校畢業時間並不長，開始還不適應“李德”這個名字，不適應“太上皇”的地位。隨著時間的推移，見每一個人似乎都認為他這個顧問具有極大的權力，而且他在日記中寫道：“博古也許還有意識地容忍這種誤解，因為他以為，這樣可以加強他自己的威望”。他說對了。年輕的博古需要旁邊有個鍾馗，以建立和鞏固自己的權威——尤其是對他一竅不通的軍事工作的權威。李德就扮演了這樣的鍾馗。當時的工作程序是，前方來的電報，都要先送到李德住處，查明電報所述地點的確切方位並完成翻譯後，繪成簡圖由李德批閱。批閱完畢提出相應的處理意見，再譯成中文送給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周恩來根據來電的重要程度，一 般問題自己處理，重大問題則提交軍委或政治局討論。奧托?布勞恩逐漸熟悉了李德這個名字，也逐漸習慣了自己的地位和角色，真的做起太上皇來了。他與博古商量以後，在10月中旬中革軍委一次會議上說，遊擊主義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山溝裏的馬列主義該收起來了，現在一定要擺脫過去一套過時的東西，建立一套新原則。遊擊主義的黃金時代和山溝裏的馬列主義，明顯是博古的語言，借李德之口說出而已；新原則基本就是李德自己的東西了:用鮮血保衛蘇維埃，一切為了前線上的勝利，不讓敵人蹂躪一寸土地，不被敵人的氣勢洶洶嚇倒，消滅敵人於陣地之前。這都是李德從伏龍芝軍事學院的一套老戰法。這些新的原則被通過、付諸實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