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紀下半葉，柳永等詞人先後離開詞壇後，繼之而起的是蘇軾、黃庭堅、晏幾道、秦觀、晁補之、周邦彥等元佑詞人。他們的活動和創作的年代，主要在神宗、哲宗和徽宗（1069——1125）三朝。
這一時期的詞壇，有兩大創作群體。一是以蘇軾為令袖，以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和李之儀、趙令畤、陳師道、毛滂等為羽翼的蘇門詞人群，此外，晏幾道和賀鑄，雖然不屬於蘇門，但與蘇門詞人過從甚密。二是以周邦彥為主帥，曾在大晟府供職的曹組、萬俟詠、田為、徐伸、江漢等大晟詞人群。雖然社交上分為兩大群體，但詞風卻是“各盡其才力，自成一家”，蘇軾在柳永、王安石之後進一步大力拓展詞境而開宗立派，黃庭堅、晁補之二人師法其詞而自成麵目，秦觀學柳永而又自辟新境，晏幾道承傳五代“花間”傳統，繼續用小令開創出獨特的藝術世界，賀鑄從唐詩中吸取養料，豪俠之氣與綺，麗，柔情融為一體，周邦彥在音律、句法和章法上建立起嚴整的藝術規範，而另開一派。這一時期，是兩宋詞史上多種風格情，調並存的繁榮時期，也是名家輩出的時期。
其中創造力最強盛、影響力最深遠的是蘇軾和周邦彥，他們各自開辟出不同的創作方向，蘇軾注重抒情言誌的自由，遵守詞的音律規範而不為音律所拘，詞的可讀性勝於可歌性，周邦彥則注重詞的協律可歌，情感的抒發有所節製而力避豪邁，對詞藝的追求重於對詞境的開拓，後來的南宋詞，即是沿著這兩種方向分別發展。
黃庭堅論詩強調“以俗為雅”，論詞也是雅俗並重。一方麵，承認詞是燕歌小詞，而稱讚晏幾道詞是“押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豈減《桃葉》、《團扇》哉”，另一方麵，認為詞與詩一樣是表達“意中事”的言誌之體，而讚美唐代張誌和的《漁夫詞》“雅有遠韻”，蘇軾《卜算子》詞“語意高妙”，“無一點塵俗氣”。因而他寫詞也是雅俗並存。
王灼曾說：“晁無咎，黃魯直皆學蘇東坡，韻致得七八。”黃庭堅的雅詞，即是學蘇所得。從詞史流變的角度看，黃庭堅主要是沿著蘇軾開拓的方向，朝著兩個方麵發展：一是抒情自我化，即表現自我剛直倔強的個性和曠達樂觀的人生態度，他晚年兩次被流放到邊遠之地，但始終保持著頑強樂觀的人生信念。《定風波》（萬裏黔中一線天）即表現出他雖遭貶謫卻傲岸不屈，仍然瀟灑俊逸的氣度。在戎州（今川省誼賓）貶所寫的名篇《念奴嬌》（斷虹霽雨），意境高遠，洋溢著樂觀豪邁的精神。二是使詞的題材進一步貼近自我的日常生活。這不僅表現在他的詞作大多數有題序，用以交代詞作所寫的具體時地和日常情，事，而且體現在詞作的內容中。詞中寫了他的閑適與孤獨：“萬裏投荒，一身吊影，成何歡意”（《醉蓬萊》）寫了手足之情：“當年夜雨，頭白相依無處去”，“阿連高秀，千萬裏來忠孝有”（《減字木蘭花》）寫了夫妻相濡以沫的情態：“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窗前。”（《滿庭芳》）“一葉扁舟卷畫簾。老妻學飲伴清淡”（《浣溪沙》）他在黔州、戎州、宜州貶所的“意中事”，寫得更多更具體，完全可以依據詞中所寫的時、地和情，事予以編年。這與從前的詞作沒有具體背景的寫法完全不同，從而繼蘇軾之後，給後來的南渡詞人進一步將詞貼近社會生活現實，提供了可仿效的範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