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戰爭和宗教改革，隻是解決了天主教禮法的一部分桎梏，為發財光榮打下了基礎。
而新的貿易理論，則是為他們現在要做的這種事，找到合法性依據。
否則的話，像是波士頓傾茶事件一樣，在很長一段時間，因為經書這邊沒辯明白，一直到1834年之前，美國這邊都是刻意淡化和避開傾茶事件的，甚至沒有“波士頓傾茶”這個專有名詞。因為這涉及到毀壞他人財產、私有財產是否神聖的一些東西。
直到經書圓滿之後，才開始大肆宣揚。與之差不多同時出現的，還有五月花神話。
至於現在，從此時的樸素道德層麵上說，大順和英國正開戰的。
這類似於大明末年，明朝商人跑到遼東去給後金賣糧食。總歸在樸素道德上，還是需要一點經書來解除心理障礙的。
雖然說，這些人既然來了，來都來了，就沒必要既當又立了。但若能立起來，總是好的。
貿易大使切入的角度，是以儒家的民本思想為切入點的，順帶著批判了一下英國這邊的貿易政策。
他們學的那一套，都是冷冰冰的東西。而他們嘴裏說的這一套，都是充滿了人味兒的道理。
雖然他們學的東西，批判點說英國的貿易政策，是把原始積累作為目的而非手段來批判的。目的自然是給他們灌輸，原始積累之後要塑造工業資本家的概念。
但從他的嘴裏轉述出來、說給漢考克等北美商人的時候，則是溫情脈脈。
“從我們的觀點來看，貴國政府的貿易政策，無疑是一種以‘國家’為主體的哲學所衍生出的觀點。”
“貴國政府關注的點，是征收了多少稅、賺了多少錢為目的的。”
“從克倫威爾時代開始，一直到法國的科爾貝爾，他們在製定政策的時候，隻是以國家為主體來計算的——隻需要一個會計，算一算今天以國家為主體，進入我國了多少白銀、又流出了多少白銀。隻要進入的多、流出的少，那麼就是對的。”
“我們是向來反對這一點的，我們從不計算進入多少、流出多少。因為，天朝這邊，以民為本，是一種一百姓、民眾為主體的哲學……”
“比如商品，我們更關注，我們所研究的‘主體’，能否喝到足夠的茶葉？能否吃到足夠的鹽？能否穿上禦寒的棉布？”
“這個哲學的‘主體’的區別，就是現在中英兩國貿易上分歧的根源……”
他是滿嘴胡扯，侃侃而談，卻說的漢考克等人連連點頭。
大順不關注進入了多少白銀、流出了多少白銀的唯一原因，是因為大順根本就沒有“逆差”的機會。
人的思想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從明朝開始，中國這邊就完全喪失了出現“逆差”這個概念的環境。
而伴隨著貿易的擴大，大順這邊有了順差、逆差的概念。問題在於，在一個根本不可能出現逆差的貿易體係中，去關注進入了多少白銀、流出了多少白銀，這壓根就是無意義的。
因為現實就是如此。
大順的關稅很低，隻對鴉片之類的貨物嚴禁進口；因為宗教問題對宗教物品嚴加管製。
其餘的，壓根也真的沒有什麼關稅保護的具體政策：英國的呢絨賣不進大順，不是因為大順加了關稅，而是因為賣不出去。
貿易大使心裏明鏡一般，他很確信，要是歐洲的布有一天比大順的布便宜了，他絕對支持擴軍開戰，切斷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