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雖如此，但兩邊根本性的分歧並未得到任何程度的解決。
送俘虜回倫敦，這件事本身，可以有各種不同意思的解讀。
事情就是這麼事兒。
不加感情的描述，就是“中法聯軍攻克了直布羅陀，把俘虜送還英國”。
但，做事, 尤其是這種國家之間的外交與博弈，是不可能不加感情的。
送俘虜這件事，可以加上多種不同的含義。
可以是恐嚇：
聽聽這些俘虜們，經曆了怎樣的地獄般的三個月？聽聽這些俘虜們，是如何描述竄天猴所引發的直布羅陀火獄的？聽聽這些俘虜們，是如何評價大順最後用炮兵轟擊他們方陣的血腥？
也可以是示好：
我把俘虜送回去了, 咱們之間可以和談了, 我展現了我足夠的誠意；我把俘虜送回去了, 咱們兩國之間可以單獨媾和了，神羅內的事你們以後別摻和了，我來當普魯士和奧地利的仲裁者，你們漢諾威的這個帽子可以扔了；我把俘虜送回去了，咱們之間其實真沒必要繼續打下去了，你的財政受不了，我也受不了了……
就像是後世的一些體育比賽一樣。
可以是單純的足球、單純的乒乓球的體育競技。
但也可能，某場球賽的結果，引發了一場死亡幾千幾萬人的戰爭；也有可能，一場球賽，引發了兩個敵對國家的外交破冰。
送還俘虜這件事，本身是單純的，但卻可以賦予許多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政治意義。
中法兩國的同盟，從一開始就存在著巨大的分歧。
隻不過, 在大順正式出兵之前、在大順的艦隊與直布羅陀擊敗了愛德華·博斯克恩的艦隊之前, 法國無路可走，不得不和大順的外交官“相談甚歡”。
然而，一旦直布羅陀被攻克, 中法之間的分歧，也就是關於“如何結束這場戰爭、戰後的條約怎麼簽”的問題上的分歧，也就不可能再其樂融融、擱置分歧。
兩者分歧的根本原因，是中法兩國生產力的巨大區別。
這個區別……
簡單來說，以英國的《航海條例》為例。
是反對【英國】的《航海條例》？
還是反對英國的【《航海條例》】？
精煉後的重點，是反對英國？還是反對《航海條例》不管他是哪國的？
這個“重音”放在哪的區別，推廣開來，超脫狹隘的《航海條例》，就是中法之間關於戰後分贓的分歧所在了。
而戰後分贓的分歧，終究還是要看這場戰爭打到什麼程度、以什麼樣的狀態結束，才能確定最後和談的時候能拿到什麼樣的條件。
大順的新學一係，是否理解大順到底想要什麼？到底要幹什麼？到底需要達成什麼樣的條件？
其實，他們是知道的。
雖然他們未必十分精通，亦或者他們未必能夠全然理解大順的諸多要求和條件其原因和目的。
但是，按照他們所接受的意識形態教育，隻需要略加給他們一點提點，他們就能理解這背後的本質是什麼——這個本質，是他們所接受的意識形態教育下的世界觀下的本質。
就是類似於“羊跪乳、鴉反哺”之類的事，不同的三觀和意識形態, 所看到的“羊跪乳”的本質是不同的。
有的三觀，毫無人味兒：因為站著喝不得勁, 所以跪著喝。為什麼站著喝不得勁？因為小羊出生就長得高。為什麼小羊出生就不小，而人出生還需要父母家庭照顧？因為羊這玩意兒沒有社會性，出生就可能被獅子餓狼吃了，小羊隻能長的大一點再出生，所以出生就高方便跑，不然就得被吃了，長著長著就隻能跪著喝奶了，要不不得勁，這就好比你沒有葫蘆瓢，那你在溪邊河水的時候不跪下來把嘴塞溪水裏喝？
有的三觀，則溫情脈脈：因為小羊孝順，孝是天地至理，所以小羊也知道要跪著喝奶。
很顯然，大順這群新學一係的人，學的都是些“全無人味兒”的道理——這也就是大順的儒教保守派，用大順新學這群人做例子，攻擊顏李學派那一套由外而內狗屁不通的一個典型：你看，新學那群人，學的都是“藝”，而且六藝精湛。按你們顏李學派的說法，儒家是可以由外而內、從外部功法技藝催生儒家內力的，學藝、精通藝，那麼就會體會儒家的真諦內核了。怎麼他們這群六藝精湛的，練的內核一個個都沒人味兒了？
至於說，新學本身在大順並沒有那麼大的阻力，則因為新學在大順傳統士大夫看來，是術，不是道。
不是諸子百家、楊墨邪說，最多也就是墨家的那些技巧、兵家的那些陣法。
是術，不是道。
而且，大順的新學本身有著大順開國之初建武德宮，搞均衡的底子。
在這個底子之上，大順的新學，似乎都隻是在教技術、數學、幾何、算數、經濟這些“術”。
而劉鈺，也從未在新學裏教過“我們要做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人才是好人、好公民”；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哪些應該做、哪些不該做……等等，全都沒教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