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是普遍的、世界性的、萬世的，或者說，是一種自認為是普遍性的學問。
因為，在此之前，世界、天下，就在九州這個圈子的範圍之內不遠。
但在劉鈺派艦隊出訪瑞典、在英國艦隊在廣州補給去攻打菲律賓之後。
國家、社稷、天下不再是基本一致的。
世界、地球，才是地理範圍上的天下概念。
大順改元惟新，不同的人看到的意義是不同的。
對於天底下頂尖的儒學大師而言，這一次改元，意味著他們必須要推出一個說的過去的意識形態了。
麵對著歐洲的發展、交流的增加、宗教的入侵等等，包括大順禁教在內的很多問題，因著基礎的改變，意義也就不同了。
滿清禁教，是關上門繼續當天朝。
大順禁教，是打開門，想要繼續在世界這個圈子裏混，出台手段打了一場宗教自衛戰，為以後走出去做準備。
這個不是嘴一張就能定性的，而在於大順在禁教的幾乎同時，派出了龐大的訪歐使節團。
並且下南洋是非常主觀、且主動地利用了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並且在戰後參與和會。
雖然基本上算是去打了個醬油，“諸侯會盟”連個執牛耳的地位都沒撈著，但齊國公日後確實可以說：當初亞琛合約簽訂的時候，我就坐在那。
因為有油畫。
這種類似的區別，引申到大順改元，並且內帑海貿財政收入能夠和鹽稅、甚至一部分畝稅抗衡的，且開始主動參與世界貿易的時候，擺在現在大順的頂尖儒學大師麵前的問題，就非常嚴峻了。
儒學，是萬世的、普遍的、世界適用的？
儒學，是地方性的、中華文化圈適用的、和別的學問平起平坐的？
儒學，是僅適用於特殊地域、特殊社會的知識？
儒學，是世界性的、普遍適用的、無需考慮地域社會特殊性的知識？
想清楚了這對儒學意味著什麼，也就明白什麼叫“盛世下的絕望”了。當然也就明白劉鈺為什麼壓根不絕望了。
也就明白為什麼大順改元惟新這麼大的事，為什麼兩淮鹽改、蘇北墾荒這些事，隻能作為每日的日常扯淡，卻不是儒學真正的大危機了。
科舉出身的真正儒學大手子，要是連這個危機都看不出來，隻怕也根本不可能從科舉中脫穎而出。
雖然好像聽起來，感覺又成了空談、扯淡了。
實則對儒學來說，真的不是。
相反，於此時，對儒學來說，這是個非常大、非常大、大到天的事。
因為現在大順正值“盛世”，既不是明末那種即將亡天下的危險，也沒有原本曆史上被外人楞砸開大門的救亡急迫。
盛世之下的絕望、危機感，是一種奢侈而強大衍生出的意識形態危機。
也是一種盛世之下，很強、但又沒那麼強的理想與現實之間對立的無奈。
伴隨著西洋國家地理介紹的文章在大順傳播，漸漸讓這些專門搞上層建築的儒學大師發現，現在仿若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時候，儒學式微。大一統之後，才逐漸發力。這種大爭之世本身就是一個危機。
大順隻要不關門，而是繼續要走爭霸路線，搞激烈對抗，那麼就越發給那些富國強兵派機會。而春秋戰國時候的富國強兵派，和儒家的關係……一般都不咋好。
再一個危機，就是儒學本身的聖學地位。天下越小、越封閉，這個聖學地位越高；越開放，越交流，聖學地位的危機就越大。
尤其是伴隨耶教的傳教士封禁事件，既然耶教認為自己的這一套是普遍適用的、他們認為的天下是整個地球；那麼儒學想要對抗，必須也要自己先相信，自己的這一套東西是普遍適用的、天下就是整個地球。
在他們看來，改元之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意識形態層麵，構建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得通的、大順不關門繼續往外走的、儒學是萬世法且是整個天下普遍適用的聖學學問。
而非是地方性的、地域性的、局部的、適用於特定社會的、拿到歐洲那邊根本沒法用的東西。
這不是道德。諸如愛父母、愛家人、忠君之類的道德。
如果僅僅是道德，那儒家就直接宣布，愛父母是儒家專有理念，誰愛父母誰就是儒生，宣布自己勝利就完事了，那倒是簡單了。
而是有禮、仁、義、忠孝、家族、血緣、綱常等等一係列，構成的一整套政治的、國家建構的、法律的、包括國際法的、道德的、是非標準的、解釋得通的體係。
並且這個體係，一定是在世界範圍內普遍適用的。
並且是可以指導世界運行的。
這不是自大，而是最基本的東西。哪怕耶教那樣的宗教，哪個傳教士會認為，這破玩意兒隻在歐洲適用，根本不是世界都能用的？
往小了說。
伴隨著明末開始的對宋明理學的批判反思，不要空談義理，要事兒上見的思潮，直接導致劉鈺為鼓動大順新興階層對外開展而鼓吹的西方富裕論，在這裏有了不同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