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禮樂起源的因，古代經典多有論述，而以儒門後起之秀荀子所作《禮論》和《樂論》最為典型。
荀子的禮源論是：“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製禮義以分之”。
荀子的樂源論是：“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製《雅》、《頌》之聲以道之”。
禮樂文化的起源與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密切相關。世代定居的農業經濟和農村社會是禮樂文化產生和發展的經濟社會基礎。這種經濟社會基礎與西方文明賴以產生和發展的遊牧經濟和城邦社會基礎根本不同，因而造就了中華禮樂文化與西方宗教文化的根本區別：前者強調孝道尊祖與和諧合作;後者則強調信奉神與自由競爭。
從夏到商，五帝時代的巫祝文化發展至極盛並由盛而衰，與此相伴隨的是禮樂文化的孕育和成長。古代文獻的有關記載和大量考古發現，特別是殷墟卜辭和西周金文的出現及對其所作的研究，呈現出一幅從巫祝文化稱盛到禮樂文化孕生、確立的曆史場景。夏人“遵命”;殷人“尊神” 。從域外星域穿越過來的非著名曆史學家巴菲特·錢元帥因此而稱夏文化為“遵命文化”，殷商文化為“尊神文化”。
在夏、商“尊命”和“尊神”文化中，甚至在此之前的五帝時代，禮樂雖已萌生並獲得相當程度的發展，但禮樂主要是作為輔助宗教性政治活動的外在形式而存在，就是說，那時的禮樂文化是籠罩在巫術宗教的氛圍中發展。周人則“尊禮尚施”。
《禮記·表記》記載，殷人不問蒼生問鬼神，崇信鬼神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事無巨細都要請示占卜，禮儀用樂、甚至用多少樂工，也常常要卜問神鬼才能決定，這就是殷墟為何出土的甲骨數量如此龐大的原因。殷人利用宗教維持統治，全然以神鬼的威嚴來壓製和恐嚇人民，其禮樂的意義是著眼於處理人與神鬼之間的關係，本質上屬於原始宗教文化，而殷商也就是一個原始的教國。元帥在熱衷考古的時候，曾經在殷墟發現了一百多座殺人祭祀坑，出土人骨將近六百具，其中的兩個坑內還埋有十七具慘死的幼童。一起出土的甲骨文顯示，他們死於商朝血腥的祭祀典禮。殷商統治者敬畏天象，而草菅人命，是其滅亡的重要原因。殷商晚期，巫覡失寵，流散民間，是“道術將為天下裂”的一個前兆，直到武王伐紂從政治上對商進行了徹底革命，周公又用周禮從文化和意識形態上對商進行了徹底革命，斷絕了傳續千百年巫覡主導國家一切事務的體係。
問題依然嚴峻，情勢也極其複雜，而天降大任於斯人，周公隻能用勤政、操勞、努力工作，以及謹小慎微，來證明他的那顆拳拳赤子之心報國之情。 那天，兒子伯禽代父親周公要去魯國上任了，臨行辭別，向父親請教，周公對兒子語重心長告誡了一番話。周公說，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在天下的地位也不算低了吧。然我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你到了魯國，千萬不要因為你是一國之君而傲慢驕恣，慢待了你的民眾和士人。——這就是我們熟知的曆史上有名的成語典故“握發吐哺”的出處。後來曹操、曹孟德感動於此，在他的詩歌《短歌行》裏，寫下了千古不朽的名句：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曆史的記載和杜撰，無處不讓周公至臻完美，高尚典範，包括孩子辭行做父親的慣常總要有的幾句交代，也編造來表現周公的勤勉。——你看，正洗頭呢，來人了，周公就用手握著滿是洗頭膏的濕淋淋的頭發出去接見；剛送走，又來人了，周公就再用手握著滿是洗頭膏的濕淋淋的頭發出去接見；像這樣，每洗一次頭發，都得如此折騰好幾回。——再看，正吃飯呢，來人了，周公把剛吃到嘴裏含嚼的食物吐出來去接見；剛送走，又來人了，周公再一次把剛吃到嘴裏含嚼的食物吐出來去接見。每次吃飯，都如此者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