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思想的發展無疑都是周禮“辭讓”思想的發揚光大，並且將其轉化成了一種人生價值，鼓舞著一代又一代優秀的炎黃子孫為實現美好的社會理想而奮鬥。同時也為我們當代所倡導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礎。
周公姬旦作為腐儒開派大宗師，被提高到三皇五帝大賢地位的俊傑，自然也不僅僅是因為被後代徒子徒孫過分地讚美，才能擁有這樣的地位和影響的，除了有意識地將大周時代的集體道德榮譽加在周公姬旦身上，讓其成為美德的代表，其實姬周權貴內部對周公姬旦的評價，對其敬畏交加的根本原因在於，姬旦確實動了三代以來人族傳統習俗的奶酪，他幾乎是蠻橫地一刀切了蛋糕，從此之後，無論是姬周權貴還是華夏諸多古老族裔的流傳數千年的所謂傳統，都在周禮麵前黯然失色，失去了正統和天然的優越感。所謂周禮一出，誰與爭鋒。周禮，是以橫掃一切的姿態，給華夏權貴和政治體係帶來了滌蕩一新的新規矩。這就要說道周代禮製有三項改革，這三項改革，確切地說，是周公姬旦一手操縱策劃的，當然，他的背後，是有強大的天意支持和物質保障的，為了保障改革的成功，周公姬旦一手打造了神秘強大的道德總局，所謂講禮有頭，無禮無頭，就是說在時候遵奉周禮和丟掉首領之間，沒有第三條道路。不講禮，就是死路一條。
第一項改革就是周禮具備絕對的權威。周禮是在根絕了殷商文明的核心巫覡文化的基礎之上建立的，是周王朝欽定的器物分配製度。
曆代王朝都以“會典”、“典章”、“律例”或“車服製”、“輿服製”、“喪服製”等各式條文，規範和統禦人們的物質生活。所以，禮在華夏不僅是道德信仰和思想觀念，也是日用消費品分配的準則和人際交往的規範。日用器物對消費者來說兼有物質待遇和精神待遇雙重價值。早在先秦時期，荀子就為這種分配方式提供了理念：“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 ”有德才有位，有位才有祿，以物可以觀位，以德又可量物，道德表現、社會地位與財祿器用相應相稱。權力通過日用器物的等級分配，物化為各個階層生活方式的差異，這是社會模式，也是文化模式，正如司馬遷所說，禮能“宰製萬物，役使群眾”。管天、管物、也管人，這是意識形態與社會生活高度契合的形態。
世界上其他地區的青銅文明主要是青銅兵器和工具，而中國古代的青銅器是以禮器和樂器為主。西周王朝的統治者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禮樂製度用於管理國家，在禮樂文化的強烈影響下，中國古代各區域的文化開始了大融合與大統一的進程，禮樂文明成為中華文明區別於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的一個重要的標誌，禮儀之邦的美德傳承至今。
後代儒門認為：“中國人所講的禮儀，實際上是非常之廣泛，它體現了社會結構和社會的種種特點，也體現了社會的統一性和普遍性。”2000多年前，漢代學者就宣稱“中國者，禮儀之國也”。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古代的“禮”代表著中國的文化、政治和曆史，以致於在整個西方語言中，沒有一個翻譯詞能和中國的“禮”字內涵相對應。
到了商、周之際，除了要敬天法祖，人文思想開始興起，禮、樂成為衡量當時社會政治倫理的標尺。周武王討伐殷商時，就宣布殷紂王的三大罪狀是：不顧先王明德，忘記祖訓;侮蔑神祗，對天不敬;不顧民生，殘暴百姓。這三條就是以維護宗廟社稷、尊奉禮樂為由而提出來的。周武王伐商的行動得到了各方諸侯的響應，他高舉敬天保民的大旗，一路東進，迅速滅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