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東夷現在能夠拿出手的純血戰士也不多，這樣的精悍的特種小隊也沒有幾隻，所以戰鬥的主動權還是保持在大邑商這邊。但也將政府軍方麵的主力牢牢地牽製在了廣袤的東夷邊境地點，大商王庭軍隊也隻能是占據東夷內部的幾個戰鬥堡壘，保持住戰略定力，牢牢守住，慢慢蠶食推進。
在大邑商來說，步步為營依靠絕對實力慢慢碾壓東夷，絕對是有效果的，事實也證明，大邑商確實占據了很多東夷的戰略要衝，甚至將原來本屬於大夏的東夷故地，也納入囊中。通過考古的各種發現，元帥有種判斷主張，青州、昌樂一帶很可能就是著名的商之大邦“薄姑”之所在。關於“薄姑”，彭不悔也是耳熟能詳，因為在他所處的時代，還有元帥尚未知曉的未來事實，據說大周開國時候封建諸侯，呂尚初封之“營丘”就被認定是薄姑大成，但彭族長老堂內也有其他學者主張在淄博境內，但昌樂說受到更多支持，也有彭族研究者認為，從當地搜集來的兩件大鉞上的族徽文當推斷為“姒”姓族徽，認為濰坊-壽光一帶是夏之姒姓十二支之斟灌的故地，大墓的主人是斟灌族的領袖；另有研究者認為青州蘇屯埠青銅組器或與畎夷或犬夷有關。
從濟南向東前進是商文化東漸的主線，還有一個支線是向東北瀕海地區進軍。彭族百珍堂當時行商遍布天下，專門暗中搜羅有重大事件記載銘文的青銅古文，在青州搜集來的青銅器中有一件規格很高的商代方彝。元帥隻在殷墟婦好墓之類大貴族墓葬中才發現有這類方彝，彭族百珍堂還有同時搜羅到的的三件青銅器（爵、觚、卣），依據卣上的銘文被判別為屬於“鹵”氏族徽，結合魯北渤海沿線發現的大量專門用於煮海製鹽的盔型陶器，以及商朝設立“鹵小臣”、甲骨卜辭載“鹵小臣其有邑”等線索，多數研究者傾向於認為濱州-利津一帶是商朝負責管理鹽業的“鹵”氏的轄區；而商人之所以由濟南向東北徒駭河流域及渤海岸挺進，根本原因應該是為了開發這裏的海鹽資源。
盡管商族可能很早就與在青州地帶活動的東夷族群有密切接觸，但突然熱鬧起來的對本地東夷部族的頻繁侵擾和占據，還是有個明顯的時間線。對比古文獻，元帥和彭不悔都推測這種情形應該與仲丁時期的局勢變化有關係。東夷很多部族是商湯的滅夏盟友，所以商初的主要精力可能未放眼於東方，根據古文獻的相關記載，商朝建立後大致曆經了成湯、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王的強盛或穩定（這一時期名臣伊尹在世），而在雍己（第8任商王）時“殷道衰、諸侯或不至”，或許在這段時期東方諸侯對王朝的態度有了變化。
“古本竹書紀年”載：“仲丁即位，征於藍夷。”“河亶甲整即位，自囂遷於相。征藍夷，再征班方。”人族後代對此記載更為詳盡，應該是從夷夏之分道統上著眼，卻也留下了東夷勢力十分強大的印記，《後漢書·東夷列傳》雲：“至於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叛），三百餘年。”又引《竹書紀年》曰：“武乙衰敝，東夷濅盛，遂分於淮岱，漸居中土。”
仲丁、河亶甲兄弟正相當於大邑商勢力第一波退潮，東夷各族開始集體反撲之時，仲丁時代的兩件大事一是遷都於囂（即鄭州商城），一是對東方的“藍夷”開戰。“藍夷”應該是“萊夷”的異寫或訛文，這個族群的強大一直聞名於古書，直到周初“萊侯”還敢於和新朝冊封的強大齊侯（呂尚）爭營丘地，《史記·齊世家》：“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而且從考古線索來看，萊人強盛時期的地盤很大，並不局限於膠萊河流域（古稱膠萊河為膠水），更不是遷都於龍口（舊稱黃縣）的“東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