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左傳》的這一段記載來看，如果當時沒有周昭王之事，齊國不可能借此以發難，而楚國也不可能認可昭王死於楚地的事情。
下麵我們繼續討論周昭王死因之事。
在認可周昭王死於楚地的史家之中，司馬遷是較早的一家。《史記?周本紀》載：“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然而太史公的敘述相當籠統，後人僅靠讀《史記》來了解這段史實，仍是不得要領。
除《史記》之外，昭王之死的具體情況還有另一種說法。皇甫謐《帝王世紀》稱：“昭王德衰，南征，濟於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禦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於水中而崩。其右辛遊靡長臂且多力，遊振得王，周人諱之。”
這一說有其合理之處。其一，以當時楚國的弱小，根本無力抵抗周昭王的大軍壓境，但力不能敵則智取，很是適合楚國的身份。對於周師的南侵，楚人當然很不願意，但不願意又能怎麼樣，硬打當然是不行的，於是楚人用計，獻上用膠粘合的船隻，周人不知，糊裏糊塗地上了船，然後船至中遊而膠粘脫落，不識水性的周人隻能葬身江河，即便是身為周天子之尊的周昭王，同樣也要遭受滅頂之災。其二，按皇甫謐的說法，周昭王死於水，而《左傳》中楚使屈完也對齊人辯爭時聲稱“君其問諸水濱”，這兩者是相吻合的；不但如此，其與《史記》所載的“卒於江上”也是吻合的。
但皇甫謐之說也有其不合理的地方。我們知道，周昭王來到楚地，可不是遊山玩水的隻帶少數隨從，而是率領六師，耀武揚威而來，光軍隊就有一萬五千人，如果加上儀仗及宮女等其它隨行人員，人數當在二萬人左右，這麼多的人要過河，以當時的造船技術，隻能分坐多艘船隻才行，既然分坐多艘船隻，必定有先有後，而昭王以周天子之尊，不可能坐在前行的船中，那麼，先行的船必然會首先脫膠而解體，後麵的周昭王不可能明知前船已解體而仍然坐這樣的船過江，而且更不可能周之六師皆因此而沒入水中，因此皇甫謐之說從根本上來說也是不太可能的。更何況，如果真的是因為膠船解體而導致周昭王殞命，那就是人為謀殺，而人為謀殺的話楚國是不能辭其咎的，是以數百年後的楚使屈完就不可能振振有辭地叫前來問罪的齊國之師去“問諸水濱”。
哪麼，有沒有比皇甫謐之說更合理的記載呢？答案是肯定的。出書於先秦時代的《呂氏春秋》之中就有這樣的記載，其《音初》篇中說：“周昭王親將征荊，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渉漢，梁敗，王及祭公抎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祭公。”
該記載的關鍵詞是“梁敗”。所謂梁敗，即為“橋梁倒塌”。也就是說，周昭王以及他的六師（至少是其中的不少人）行進在橋梁上的時候而橋梁突然倒塌，於是包括周昭王在內的人們都跌入水中從而釀成大禍。是以楚使屈完的所謂“君其問諸水濱”就合情合理了，那就是，橋梁倒塌是人不可預知的突然災禍，絕非人為因素，這隻能怪周昭王自己倒黴，與他們楚國毫無瓜葛。試想，如果正如皇甫謐之說，周昭王之死是膠船解體之故，當時正要找碴伐楚的齊國能夠輕易放過楚國嗎？隻有周昭王所遇上的是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災禍，齊國才不可能以此為口實而征伐楚國。
《呂氏春秋》之說比皇甫謐之說，除了完全合符有關的曆史、自然條件之外，還完全避開了皇甫謐之說中的膠船解體有時間先後的問題。但是，《呂氏春秋》之說隨之而來的又出現兩個問題：一是西周前期人們能在滾滾的漢江之上建造能讓很多人同時行進的大橋嗎？二是好端端的橋梁為什麼會突然倒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