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其時也，吳中為江南最發達的地區，秦漢之際就已經出現了被稱為“豪傑”、“豪吏”的地方土豪，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但是，他們的力量和號召力有限，在家族實力與社會聲望諸方麵都無法和項家相比擬。所以，在天下動蕩之際，才會附翼在外來武士項氏叔侄的旗號下，任其調遣，唯恐順之而不及。現在想來，當年項梁“避仇吳中”之時，大概就謀算好了。
正因為如此，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描寫揚州的社會狀況時說“無積聚而多貧”，“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這就說明，當時的揚州地區貧富分化還不明顯，貧富分化不明顯，就標誌著世家大族沒有形成。故爾，項梁一舉義旗，萬眾景從絡繹來投。
高帝定鼎立國之後，揚州地區的一些土著士人開始陸續入仕朝廷，土著世家逐漸形成。
較早以儒學顯達的江南土著，當屬吳地嚴氏。嚴氏本姓莊氏，因避本朝明帝諱改姓嚴氏，在前漢前期連續出現了嚴忌、嚴助、嚴忽奇等文士。《漢書·鄒陽傳》記載，嚴忌先後與鄒陽、枚乘等遊曆吳王、梁王幕中，“皆以文辯著名”。時人稱忌為“莊夫子”，頗有聲名。
嚴助，《漢書》卷六十四有傳，載其或為嚴忌子，或為“族家子”，因舉賢良、善對策而得武帝寵信，成為武帝“中官”中最為“先進”的人物。關於其家族情況，他有一次對武帝說：“家貧，為友婿富人所辱。”所謂“友婿”，據蔡大家注乃為“同門之婿”。這表明嚴助家境窘迫。嚴忽奇，也為武帝“中官”，“並在左右”。《漢書·藝文誌》載其有賦十一篇，顏師古注雲：“《七略》雲：‘忽奇者，或言莊夫子子，或言族家子莊助昆弟也。’
嚴氏有三人顯名西漢前期，皆有文辭，說明這個家族在宗族內已有了一套儒學教育辦法。
從嚴助與武帝對策中常引用《春秋》等儒學經籍看，他有一定的儒學修養。但他們總的說來，是以文章、辭賦而顯名的。在嚴助因禍被誅後，嚴氏便退出了曆史舞台，但是嚴家還存在。嚴氏之所以中衰，除了嚴助之禍外，還與這個家族所習的“儒學”大有關係。
究其實際，在中原士大夫眼中，嚴家的“儒學”，不過是文辭小道爾，並不是真正的儒學。自從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學大行其道，確立了經學獨尊的地位。在這種大環境下，以文辭入仕便受到鄙視。此外，文辭創作更需要才情與天賦，這與經學傳衍的世代相承、後來居上不同，很難代代相傳。從這個角度講，對於揚州土著士人，中原士人還是看不入眼的。眼見揚州土著簡在帝心，深受寵信，他們的心中自然不舒服，自會出來使壞。
與嚴助同時顯名武帝朝的還有吳地的朱買臣，《漢書》卷六十四有傳。他的家境似比之嚴助又差了一截。史載其“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載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
後因隨上計吏入京，得同鄉嚴助引薦為漢武帝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悅之，命為中大夫，後亦因禍被誅。雖然，朱買臣被誅的真實原因是他與武帝的寵臣酷吏張湯的殊死黨爭中，沒有擦幹淨屁股，從而被張湯的母親擺了一道的緣故。可是，他畢竟是吳人，出身於偏遠州郡，在朝廷中樞根基太淺，以至於被禍之時，吳人施以援手。這，才是主因。
從朱買臣的經曆可見，他的“好讀書”，完全是個人努力的結果，在他背後，看不見任何家族文化背景的影子。而且從其妻“羞之”的記載推測，當時吳地風尚並不崇文，嚴助的情況也可證明這一點。正因為如此，朱買臣之後，吳地沒有出現一個尚文的朱氏宗族人物。
大致的推斷，終武帝一朝，揚州的風氣並不尚文，隻是崇尚貨殖，並無文風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