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啞巴，大家也沒大傷心。我自己也沒大傷心。因為大家一致認為我隻是暫時的啞，往後肯定會好的。當然我自己也這麼認為。我好了沒多久，三姐就病了，腿疼得伸不直。
那時我們家來了一位跑江湖的孟叔叔。他是父親的朋友，還因祖母擱的那個舅婆也姓孟，於是與父親表兄相稱。說是跑江湖的，其實就是個流浪漢。據說還唱過戲，父親由此收留了他。孟叔叔會點小拳腳，會看病，與鄰居肖伯母是遠方的表親。隻是肖伯母並不記得他這房遠親。見三姐腿疼，就自告奮勇的幫她治。將三姐腿上燒唧筒子，燒得青一塊紫一塊，燒得三姐哇哇大叫。燒了好久，也沒見好。
我從竹床起來後，三姐又躺了下去，祖母可急壞了。背著三姐到處去求醫，還真跑到了從前哪個柑子樹村，去找哪個菩薩。老菩薩早死了，新菩薩說三姐的腿是祖父弄的，治不好。但祖母還是給三姐求了一副茶，三姐喝過那茶後，腿似乎有些好轉。
祖母回到家，無不在屋裏大聲叫罵祖父，死了也不叫她安寧，真是一生的禍害冤家。
其實三姐的腿是骨折，更確切的說，是打兵乓球骨折的。那時故河口村小成立了兵乓球隊，三姐是主力。不料這場賽還沒比，三姐就永遠不能上球場了。因為訓練過猛，將腿骨折了。三姐的腿骨折了，沒治療，還到處求神拜佛，怎麼得好呢？最終導致了骨髓炎，一輩子都沒好。從那時起，三姐就不上學了，專門在家整腿子。等長大，腿倒是好些了，卻也沒再去上學。
但這些小小的磨難，根本不足以影響我們童年無限的渴望與夢想。二姐做的飯上蒸著一皮皮的糍粑好香，白幽幽的冒著熱氣。看著都留口水。二姐用文缸子煮的土豆也很香。煮飯的米漿和著鍋巴噠成粥，又香又濃的也好吃。總之，那時的神奇就是每每什麼東西，都是好吃的，每每什麼事情，都是好玩的，無窮無盡的樂無窮。
最大的樂趣莫過於雨天，大家都不忙活了，父親也在家。於是孟叔叔就主張唱一曲大戲。肖伯父，父親與孟叔叔在後門口端坐好了，一人捏著一把二胡，架著一鑼鼓，邊拉邊彈邊敲邊唱。唱的是《送貨路上》的湖南花鼓戲，《七仙女下凡》的黃梅戲等。每曲戲都用不同的調唱幾遍。音域廣闊多變。唱著唱著，就把全隊老少都唱來了。於是家裏便如開了演唱會，想唱的，會唱的，無不都來一曲。父親也越唱越有勁，將那昔日的明顯風采可謂展示盡了。
往後學校有什麼開學典禮之類的活動，父親總要上台唱一曲。唱得師生歡動，將舞台圍得水瀉不通。直圍得父親唱戲擺動身姿的空間都沒有，這會也開不下去，就散了。父親便被人群擠得抬了起來。
父親的演講也是最生動樸實的。不用草稿。不是父親不用，而是父親寫不全那些字。父親的“不當邀鴨佬”的俗語在村上成了名言。人一說某人工作不積極或做事不勤快，都會用到這個“典故”。父親的邀鴨佬引申意味就是幺鴨佬。你說一個人邀一群鴨子，到底人在最前還是最後呢。在父親這裏，幺鴨佬指落在最後的那個人。這個形象的比喻，真是折服了所有老師。成為他們時常拿出來教育學生的“典故”。還或父親在辦公室時，我就從那門前走來走去，直到老師出來了碰見，就對父親說：“陳主任，給你女兒兩分錢吧，難得碰見你這個父親的啊。”於是父親就給我兩分錢，兩分錢可買到一個發餅。
這些小小的事兒，將我的童年連綴得豐富異常。都因長輩們的開墾，那片土地上建成了一座座平安美麗富饒的村莊。
鹿女還如父親一樣成組過戲班，在輾磨坊的空地搭起一個戲台，扮的扮小姐，扮的扮公子，度著方步，拉著腔調，將戲唱得有板有眼，有聲有色。
小姑的女兒春春，拉著個板凳，在台下跑來跑去，希望找到一個最好的地方，坐在凳子上看我們唱戲。可她卻很害怕去我們家，每次看完戲，飛也似的跑到祖母家了，找四嬸子要東西吃。春春說：“大舅媽家的姐姐們都好看，可大舅媽罵人的聲音實在太嚇人了，都不知道是罵我，還是罵姐姐們呢？”
春春年紀雖小，卻懂許多事兒，也時常跑到二嬸子家去玩，堂妹鳳子與霞子比她大不了幾歲，正好做伴。春春說：“二舅媽雖冷漠，但很少罵人，家裏飯也吃得準時。”不似我們家的母親，總是忙到月亮升起來了才回，晚飯真是吃到雞子叫。邊吃邊打瞌睡，一打瞌睡，少不了還要吃老媽的頂拱。你說悲催不悲催。
母親歡樂的時候，也隨父親一起唱戲。母親最拿手的莫過於“劉海砍蕎”。老家在湖南或臨近湖南的，大多會唱。母親更不如說，唱起戲來，一點也不亞於舞台上的名角，扭動的樣噶子真是個胡大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