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和樓一場戲，不僅台上演繹得精彩，台下的表演同樣精彩紛呈，恰是應了‘人生如戲，全靠演技’的戲言。
永明帝也去了廣和樓，當然是微服，去時身邊隻跟著鄭大伴和孫福海，這事除了王爺，就再沒別人知道。永明帝也是資深‘玩家’，各種愛好興趣不少，隻是平日裏勞碌，倒不常停下來專門欣賞一出戲。有時太後宮裏也會招一些民間藝人進宮獻藝，又或者在重要節慶祭祀，教坊司、太常寺都會獻上樂舞。
太常寺掌祭祀禮樂，教坊司掌宴會大樂，好比大宴饗中，按順序會奏《炎精開運之曲》、《皇風之曲》，而後還有武舞奏《平定天下之舞》，武舞畢再奏《眷皇明之曲》，接《撫安四夷之舞》，再來《天道傳之曲》、《車書會同之舞》、《振皇綱之曲》、《金陵之曲》、《長楊之曲》、《芳醴之曲》，到最後《駕六龍之曲》結束。
如此整套樂舞除了表演之外，還具教化之效，一是歌功頌德，二是為了‘辯貴賤，明等威’，當然這種雅樂不同於俗樂，它隻是儀式感的呈現，談不上什麼靈魂演出。
但話說回來，這世上哪有什麼天生的雅、俗？所謂的貴賤等威，不過是人為劃出的溝壑。就好比某一天，‘俗腔俗調’居然也能登上廣和樓的三層戲台，這就叫僭越了等級，難道不該為士人所唾棄？
所謂大俗即大雅，大雅也大俗，好的東西自然不缺欣賞之人，永明帝是懂戲的，這場名為聲腔之爭的一台戲，孰優孰劣其實已在他心中分出彼此。
帝王愛看戲，這似乎是明朝皇帝貫穿始終的愛好，一如曆史的明朝，這台長達三個世紀的大軸戲，台上的角從來都是皇帝自己。朱元璋好南曲，尤好高則誠的《琵琶記》，乃至將之比作‘四書五經’，‘日令優人進演’，恰恰是他推動了南曲戲的風行。但他朱氏父子同樣也頒過最為嚴厲的禁令：‘凡樂人搬做雜劇戲文，不許裝扮曆代帝王後妃，忠臣烈士，先聖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與裝扮者與同罪’，朱棣甚至以極刑勒令繳毀禁演劇本。
而朱由崧的登場，則代表朱家王朝向曆史謝幕，他同樣癡迷戲曲，阮大铖投其所好，讓他的私人家班日夜在南京宮中演戲。在最後的時光裏，是阮家班‘拯救’了他，使之陷入戲劇所編織的夢裏，終日不可自拔，甚至在他逃出南京的前一刻鍾，還沉迷當中。而再當他重回北京時，這座已淪喪多日的舊都以及他的出生地，自始至終都以背影的方式向世人謝幕，人們尚能從旁觀者的角度去觀察，‘弘光以無幔小轎入城，首蒙包頭，身衣藍布衣，以油扇掩麵……’
恰如他的戲劇人生。
戲曲裏的角有好壞忠奸，而皇帝斷無好壞之分，所謂‘好壞’不取決於心性，全在時勢。就像永明帝在麵對諸臣對皇權的‘僭越’，他忍下了心中的‘惡’而並沒有學他的祖先嘉靖，午門外將一百八十多位大臣的屁股打得血肉橫飛……隻有強勢君主才能讓一己之惡隨心所欲的釋放。而他永明，比之祖先更懂得‘審時度勢’，不是不會隨心所欲，而是蓄勢待發。
此時的克製，也許是他在等待，等待某個機會亦或某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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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京城轟轟烈烈上演好戲之時，遠在六合的鄔闌，依然忙得沒時間睡覺，沒時間吃飯，沒時間……談情說愛。
眼下有好幾樣事情等著定下，除了組織解運稅糧之外，還有新店開張，生產基地的建設，租下草場建賽馬場，以及還要參與新任縣令提出的基層管理改革。
她不是三頭六臂的神仙，也需要別人幫助，馬場之事她交給了鄔晟揚去忙，而租縣裏學田，租練山馬場，都需要事先擬定好條款，再去談判，談妥後再簽訂契約。
租學田、租馬場，就不像普通的民間租賃，也不是一般意義的規模，所以條款細節均要羅列清楚，責權明晰。鄔闌是考慮得比較多，衙門那裏先拿來了之前與其他佃戶簽訂的契約，其目的讓她做個參照以此訂立即可，隻是在她看來都過於簡單籠統，並不完全符合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