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就永徽年間的現狀而言，每年從江南調運糧食歸入義倉，運輸成本相當高，船隻的建造費、維護費，水手的人工費，馬車雇傭費用等等，這些錢全部都是戶部掏錢。此外，義倉的建設費用、維護費用統統也是戶部掏錢。所以，時間一長，戶部就吃不消了。
所以，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大唐朝廷采取了另一個更加市場化的方案——“常平倉”，套用今天經濟學詞語，大唐采用國家手段對糧食價格進行市場化宏觀調控，這樣的解釋，是不是聽上去有點耳熟，額，算是新聞聯播風格吧。
永徽六年八月，大唐正式在京師長安東西二市分別設置一座常平倉。
這兩座常平倉均歸常平署管理，別看這是一個很不起眼的糧食管理部門，卻是日後大唐朝廷最肥的部門之一。常平署隸屬大唐九寺之一的太府寺管理，常平署最高長官為常平令，官階從七品下階，也是一個穿綠色官服的。在常平令之下，配置有常平丞兩名，從八品下階，一位負責東市的常平倉，一位負責西市的常平倉；常平府四位，常平史八人、監事五人，這十七位都是從九品下階的小官；還有典事五人，掌固六人，這十一位已經不能稱之為官了，而隻能稱之為“吏”，因為典事和掌固連從九品下階都不是，徹底滾出大唐官員隊伍行列，通常都是常平令雇傭的當地商人或者富紳來擔當，也算是專業人士。
之後，關中地區所有“義倉”以及從江南調入京師的糧食全部由常平署統一調度管理。在這樣的製度下，豐收年景，常平署以比較穩定的、稍微高於市場的價格從當地市場農戶手中收購糧食，儲存在義倉中，有點類似今天的糧食收購保護價製度。而到了災荒之年，常平署再以較低的市場價格將義倉和常平倉的糧食投放市場，進行出售，大幅壓低市場價，這樣一來，能夠在豐收年景和災荒年景中，讓糧食價格始終保持在一個合理範圍進行波動，防止糧價出現暴漲這樣惡劣事件，減輕老百姓的生活壓力。而這一買一賣之間的價格損失差仍是由戶部進行補貼。但這種補貼，相比於之前的管理模式下費用開支，費用已經降低不少。
這一常平倉製度設立的初衷，就是降低關中地區糧食費用成本，控製糧價。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戶部覺得每年的補貼是不是也可以不給呢？誰讓常平署隻是一個從七品下階的小部門，戶部不給錢，常平署沒法叫冤，隻好自己想辦法。在關中地區平常年景，常平署開始嚐試派人到江南采購糧食，然後通過運河運回長安在東西二市上進行銷售。畢竟任何年景，江南糧食都比關中糧食便宜。說白了，抽空賺些差價，填補一下本部門的虧空。可是，沒想到，日後五十年裏，隨著關中京畿地區本地人口的自我繁殖和外來人口的大量湧入（試想一下今天的北京人口數量），糧食消耗也跟著高速增長。常平署原本隻是填補虧空的舉動，竟然為常平署帶來了極其豐厚的利潤。常平署一個不起眼的舉動，竟然讓自己成為了帝國實際意義上的最大糧食貿易公司。
要知道大唐武德、貞觀，一直到永徽年間，全國範圍內普遍執行自由化的商品經濟製度，朝廷對於商業物品貿易執行零稅製，也就是說，所有貨物都是裸價，沒有什麼今天的消費稅、增值稅這些東西，國際進口貨物也沒有什麼關稅。在這種環境下，做貿易利潤相當賺錢，何況常平署官階再小，好歹也是一個正經官衙，具有政府背景，整個關中京畿地區的糧食市場，一家獨大，日子過得還是很不錯的。
所謂，樹大招風，豬肥招宰。開始流油的常平署成為太府寺和戶部經常打劫的目標，動不動就要上繳利潤。怎麼感覺和今天的國有壟斷企業（比如中國煙草）差不多，嗬嗬嗬。日後，這個常平署的胃口越來越大，竟然打起了“義倉”的注意，開始搞老鼠倉，即使在豐收年景，也不斷的將義倉裏的糧食拿出來投入市場進行銷售，最後搞得一團糟，這日後再細說吧。
不過，在常平倉設立之後的五十年裏，困擾關中地區數十年的糧食問題還是得到很好的解決。武德和貞觀年間的饑荒現象再也沒有出現，什麼年景下都是有飯吃。
但別忘了，這一問題的恰恰是在李治當皇帝的永徽年間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