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會被房屋擋住了。
青年一時瞠目結舌，說不出話來，他沒想到修女所說的工作竟然就是晾衣服。
後來，這個青年對他的朋友說：“真是出乎意料，一個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者，一個聖人，居然在晾衣服。”
不僅如此，在加爾各答，人們通常會看到這個舉世聞名的老修女，就坐在貨車車廂堆積如山的麵粉袋上左搖右晃。很多人都奇怪姆姆為什麼要如此奔波勞碌。姆姆的回答是：如果不及時押送這些要送給窮人的麵粉，那麼，很有可能它們會被偷走。當然，最關鍵的是，她並不認為這是什麼辛苦或勞碌，她也不覺得這是在浪費時間，因為她正好可以利用這中間的時間來祈禱和默想。
仁愛傳教會在全世界127個國家有六百多座分院，特蕾莎姆姆必須時常前往各個分院巡視。四千多個修女，每一個她都記在心裏。並且不管到哪個分院，也不管工作有多忙、旅途有多勞頓，她都要抽出幾個小時親自照顧病人。盡管修會有這種製度，但身為會母的她完全可以對自己寬鬆一些。但是她絕不會這樣，她說她就是一個流浪者，從這一件工作流浪到另外一件工作，直到死。
特蕾莎姆姆認為，祈禱必須付諸行動，隻有在一種實質性的服務中才算是真正地與窮人一起分享上帝的大饋贈。
耶穌曾說過：“麵對一個赤身露體，且忍饑挨餓的人，假如你隻是對他們說，讓他們平安回家，注意吃飽穿暖，卻沒有具體幫助他們的話，那又有什麼意義呢？”耶穌的愛徒約翰也說：“我們的愛，不應該隻是用言語，也不應該隻是掛在嘴上，而要以行動和事實證明。正因為如此，特蕾莎姆姆一再強調“愛的果實是服務”。這個服務就是“我們話語不多，隻做實事。”
印度前總理甘地夫人曾這樣寫道：
她遵循這樣地一條真理去生活：祈禱就是虔敬，祈禱就是服務。而服務就是她的身心所向，是她的宗教，是她的救贖。
有一次，特蕾莎姆姆去參加一個世界性的反饑餓大會。在會場外，她突然發現一位老人餓倒在路邊，她立馬把這個老人帶回到了修會，會場都沒進去。後來姆姆說：“搶救一個饑餓的老人，比參加一個反饑餓大會更重要。她讓領袖們大發慈悲
孟加拉邦總理曾對一位記者說：“當我登上總理府的台階時，我首先想到的是一生致力於救助窮人和無家可歸者的特蕾莎修女。”當時所有的報紙都在頭版頭條刊登了孟加拉邦總理的評論，他的話激勵了許多人去幫助他們貧窮的同胞。
特蕾莎修女有許多位高權重的朋友，他們常利用職務之便幫助特蕾莎修女。B.C羅伊博士是特蕾莎修女的好友，在她工作起步階段給了她許多幫助。他不僅給她資助，還幫她獲得更多的幫助，他是第一位為特蕾莎修女所做的工作做宣傳的政治領袖。
羅伊博士要特蕾莎修女負責加爾各答的四家國立的無家可歸者收容所，但她拒絕了，因為她不能丟下仁愛傳教會的姐妹們。盡管她和總理關係很好，她不能接受這個任務，她更樂意去做自己的工作。
還有一次，一位記者問喬提·巴舒先生——另一位孟加拉邦總理——作為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和無神論者他為什麼和天主教的特蕾莎修女關係這麼密切。他回答道，“一個共同的原因讓我們走到了一起：特蕾莎修女和我都熱愛窮人。”特蕾莎修女也同意這點，因為巴舒先生對她在加爾各答的活動給予了大力支持，沒有這些支持救助那麼多麻風病人和窮人是不可能。
特蕾莎修女承認喬提·巴舒對她幫助甚大。1979年是國際兒童年，仁愛傳教會在加爾各答的一個體育館為1.2萬名兒童舉辦了一個盛大的節日。喬提·巴舒先生不邀自來。特蕾莎修女隨時隨地都可以見他，他還下達命令隻要是特蕾莎修女的電話就要直接轉給他。即使在他最忙的時候，如果特蕾莎修女病了，他都要立即趕來看望她。1983年，當她因心髒病住進羅馬的薩維托·穆迪醫院時，他還發來了電報安慰她。
當特蕾莎修女參觀當地的女子監獄時，她忍不住流淚了，因為女囚犯的生存環境太惡劣了。她去見喬提·巴舒，請他改善囚犯的生存環境，在監獄裏裝上盥洗室，並派人送一些食品、衣物、藥品過來。監獄裏的一些犯人已經瘋了，這裏的條件太差了。巴舒先生不想管這種事，說，“嬤嬤，我的確事孟加拉邦的總理，但是你說的那些我做不到。”
特蕾莎修女答道，“難道她們就不是我們的姐妹嗎？請讓我照顧她們吧。撥給我一個地方作為她們的康複所可以嗎？”
她在請求時眼睛含滿了淚水，巴舒先生被說服了。康複所不能容下全部犯人，但她還是設法救治了100多個身體或精神患了疾病的女囚犯。康複所位於斐咖拿路24號，在這裏，所有的女犯人都得到了仁愛傳教會的精心照顧。
有些犯人想回家看看，特蕾莎修女就幫她們從巴舒先生那裏獲得批準，但是她們不到一個月就都回來了，因為家人都不願接受她們。她們的親朋好友都不想和一個妓女或殺人犯或其他犯人呆在一起。相反，他們盡力和她們保持一定距離。不過，特蕾莎修女發現這些犯人在服刑期間表現都很好。就像在外流浪的孩子，她們紛紛返回了康複所，至少在這裏她們可以有幹淨的衣服穿，吃的也不錯，還有人照顧。“她們比以往更渴望愛了，”特蕾莎修女解釋道，“我們也愛她們，這是她們無一例外地返回的原因。感謝主。”
1960年，特蕾莎修女得到批準在加爾各答之外建立仁愛傳教會的分支機構。她們首先在蘭奇城建立了修道院，後來又在德裏、占西和埃格拉建立了修道院。印度總理潘迪特·尼赫魯非常關心仁愛傳教會，他帶病為仁愛傳教會在德裏的修道院舉辦了落成典禮。當特蕾莎修女向他報告仁愛傳教會的活動時，他說，“嬤嬤，你們的活動不用向我彙報。我知道得很清楚；那正是我今天來這裏的原因。”印度政府從來沒有為在國外出生的人頒發過Padmashree獎（印度最高公民榮譽之一），但是尼赫魯向印度總統推薦了特蕾莎修女。1962年特蕾莎修女代表印度窮人領取了Padmashree獎。
仁愛傳教會在印度各地建立的分支機構對特蕾莎修女的工作幫助極大。借助這些機構，仁愛傳教會救助了無數無家可歸的病人和窮人。到1981年，仁愛傳教會的分支機構達到68處。
英迪拉·甘地夫人也是特蕾莎修女的摯友。正是在她的關照下，仁愛傳教會的居民才能不時吃到一些特別的食物，因為她曾指示德裏每次舉辦宴會都要將吃剩下的食物收集起來送到仁愛傳教會。仁愛傳教會能夠免費乘坐火車和印度航空公司的飛機也是甘地夫人安排的。特蕾莎修女還非常感謝甘地夫人在海關和簽證方麵給她們的照顧。而且，是時任ViswaBharthi大學校長的甘地夫人授予了她Desikothama獎。
特蕾莎修女不太理解一所大學會向她這樣的一個和窮人生活在一起、為窮人工作的修女頒發這樣的獎項，不過她還是以耶穌基督的名義欣然接受了。另外，她發現借領獎之際正好可以向那些精英知識分子傳播福音，要知道這些人在其他場合是不會聽她稱頌耶穌基督的。
1979年，當特蕾莎修女領了諾貝爾和平獎回國時，德裏的一個印度教協會為她在著名的印度古代王宮紅堡舉辦了一個招待會。她不得不出席，因為總理、內閣大臣和其他政府要員及各界名流都要到場。特蕾莎修女是繼潘迪特·尼赫魯和英迪拉·甘地之後第三位在紅堡受到接待的印度公民。特蕾莎修女對此感到很不自在，因為她覺得自己所作的都不值一提。但是因為她不得不發言，她就講了如下的故事：
一天，黃昏時分，我聽到有人敲門。我打開們看到一個可憐的麻風病人。他衣不蔽體，饑腸轆轆，在寒風中瑟瑟發抖。我立刻給了他一張毛毯和一些東西吃。
不過，那個可憐的麻風病人誠懇地說：“嬤嬤，今天我來這裏不是來索取什麼的。我聽說你獲得了大獎。因此，我今天早晨也決定將今天討來的東西都送給你。我從早晨一直乞討到現在，所得到的東西都在這個碟子裏了。嬤嬤，請一定收下我這個微不足道的禮物。”
他把碟子遞給我，就像把所有家產給了我。我接受了，感謝了他。我數了數碟子裏的硬幣。共75派薩。現在這些硬幣還放在我桌子上。它可以提醒我人類是多麼的慷慨無私！
拉吉夫·甘地也非常友好，在他任總理期間也幫助過特蕾莎修女。導演拉普埃裏（Lapierre）先生打算在印度拍一部名為《IntheNameofGod‘sPoor》的電影，但是他無法獲得印度政府的批準。於是，特蕾莎修女代他給拉吉夫·甘地寫了封信。收到信後，拉吉夫·甘地總理立即批準了拉普埃裏先生的申請。
1989年9月8日，特蕾莎修女由於心髒病住進了加爾各答的伍德蘭德斯療養院，不久，她就收到了甘地先生的慰問信。而且，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去醫院攤位特蕾莎修女的病情。特蕾莎修女不會忘記他的好心，也不會忘記他和他的夫人索尼亞·甘地是如何不厭其煩地幫助仁愛傳教會的姐妹們將蔬菜送到德裏的兒童之家的。
1981年發生在埃塞阿比亞的大旱和當地窮人的惡劣生存環境讓特蕾莎修女萬分憂心。仁愛傳教會的一些姐妹帶著藥物、食品和衣物趕往埃塞阿比亞，但是她們這點幫助隻是杯水車薪。這些姐妹回到加爾各答，齋戒了一整天，向天主祈禱，祈求他為她們指明幫助埃塞阿比亞難民的道路。
當晚，特蕾莎修女在祈禱時想到了羅納德·裏根，於是就給他寫了封信。他一收到信就通過電話和她取得了聯係。特蕾莎修女向他解釋了埃塞阿比亞難民的悲慘遭遇，並請他伸出援助之手。他立即承諾美國人民將向埃塞阿比亞運送一批緊急救援物質。他不僅在幾個小時內兌現了諾言，而且還決定和仁愛傳教會一起在埃塞阿比亞開展長期救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