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盛宣懷
盛宣懷（1844—1916），江蘇武進人。字杏蘇，號愚齋。1870年（清同治九年）入李鴻章幕。曾督辦輪船招商局、總辦中國電報局、督辦華盛紡織總廠，又任山東登萊兵備道兼東海關監督、天津海關道兼津海關監督。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起，相繼接辦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兼辦萍鄉煤礦，經辦盧漢鐵路，督辦中國鐵路總公司，創辦中國通商銀行。1900年參與東南互保活動。次年升任會辦商約大臣，向列強出賣鐵路和礦山利權。後創辦天津中西學堂和上海南洋公學。1908年任郵傳部右侍郎，成立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1911年初（宣統二年底）在皇族內閣郵傳部大臣任內，與四國銀行團簽訂湖廣鐵路借款合同激起鐵路風潮。武昌起義爆發，被革職，逃亡日本。1912年返回上海。有《愚齋存稿》及《盛宣懷未刊信稿》等。
盛宣懷出生在一官僚家庭。祖父盛隆，曾任浙江海寧州知州。父盛康，官至湖北鹽法道。盛宣懷自小也和其他官宦子弟一樣，希望能踏上仕途，升官發財。他埋頭於《四書》、《五經》。1866年（同治六年），盛宣懷考中秀才。為了考中舉人，他日夜苦讀，但連續三次報考舉人，都名落孫山。盛宣懷受此打擊，認為走科舉之路沒有希望，得重新選擇自己的人生之路。
幾年後楊宗濂舉薦他進入了李鴻章幕，不久取得李鴻章的信任，得以參與其創辦的洋務民用性企業，也正是由於這一契機，使盛宣懷的人生之路從此走向飛黃騰達。
盛宣懷深知自己非科甲出身，若想平步青雲，必須拿出真正的成績來。在當時，洋務大官僚幾乎都一致認為興辦洋務軍事工業，才能求強致富，這是關係到清政府統治的頭等大事。盛宣懷沒有參加洋務派所辦的軍事工業活動，卻抓住機遇，掌握了近代民用企業的管理權。
創辦民用企業困難重重，不僅缺乏資金、技術和設備，而且舊的頑固勢力也出來作梗，但盛宣懷沒有打退堂鼓。1872年4月，盛宣懷參與創辦第一個洋務民用企業輪船招商局，就是抱著“以分洋商之利”的目的積極籌備的。他製定《輪船章程》，為招商局的經營管理做了最初的規劃。該局開辦之時盛宣懷被委任為會辦，由於李鴻章的支持，他謀得了督辦職務，掌握了招商局的用人管理實權，奠定了他在清末經濟領域內的重要地位。
1875年為了建立海防和求富，清政府不斷引進機器用於煤礦開采。盛宣懷被派到湖北去籌辦湖北開采煤鐵總局，他先後帶領外國工程師馬立師、敦來到湖北廣濟、興國等處勘探煤鐵礦藏。並於1878年初購得大冶鐵礦山。因為經費緊張，不得已半途而廢。但是，盛宣懷在湖北開展的工作，為後來洋務派大員張之洞創辦漢陽鐵廠鋪平了道路。
盛宣懷經管另一洋務企業是電報局。1881年，他被李鴻章奏請任電報局的總辦，從此在架設電線、創辦電報上勞累奔波，取得了很大成績。第二年，盛宣懷又接辦了蘇浙閩粵等省陸線，不久又架設長江線。1885年，因“海防需要”，設濟南至煙台線，隨又添至威海、劉公島、金線頂等地方。由於東三省邊防吃黑，由奉天接展至吉林琿（ｈｕī）春陸線。又因鄭州黃河決口，為了籌辦工賑等事宜，由濟南接設電線至開封。1888年，因襄樊地處交通要道，且為湖北的重要邊防要塞，乃由沙市起設線至襄樊，又逐漸延伸至襄陽到老河口的電線。1895年，由西安起接設電線與老河口相接，使得西北電線得以西線傳遞。電報局是洋務派官僚辦企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設電線也是清政府適應軍事需要才大力發展的，但不能否認，盛宣懷在經營、管理方麵所下的功夫。
1896年是對於盛宣懷來說是個好年頭。這年4月，張之洞為籌辦盧漢鐵路和漢陽鐵廠準備招商集資，請盛宣懷到武昌詳談，二人談得非常投機，盛給張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認為他是辦企業的人才。中日甲午戰爭以後，中國自辦鐵路和開采礦山，就是對外國資本的抵製。盛宣懷在承辦漢陽鐵廠後，多次申明必須掌握所有權。在他看來，如果不堅持這一原則，恐怕廠與路都會為外商侵占，後患無窮。
因此，盛宣懷主張借洋債築路而反對洋人入股，因為洋人入股築路，路權必為洋人所占，而借款自造則不同，債是洋債，路是華路，不要海關收入作為抵押。1897年，英商屢次要求承造粵漢鐵路，他認為如滿足英商要求，則沿海內地都為其扼（è）製，堅決不同意讓英商辦。盛宣懷在維護國家利益方麵做了很多貢獻。
盛宣懷看到西方列強奪取中國礦權，造成了許多有損中國利益的情形，指出不能為外人占去礦權與路權，也不許將礦產原材料製為成品。於是，他多方籌借資金在全國範圍內購買礦山，在上海設立勘礦總公司，組織人員勘查礦藏。1908年3月，盛宣懷合並漢陽鐵廠、大冶鐵礦、萍鄉煤礦為漢冶萍公司，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鋼鐵集團。
盛宣懷雖說經濟事業上取得較大成功，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裏，沒有權力也是行不通的。因此，盛宣懷也積極參與政治活動。1900年義和團運動時期，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當北方義和團和清軍英勇抵抗侵略軍之時，英國以保護長江沿岸的商民為借口，派軍艦闖入長江，並占據沿岸的商埠。這是英國侵略者為阻止義和團運動進入南方，保護其在長江流域利益的不法行動。鑒於這種情形，盛宣懷第一個提出“東南互保”之議，他與各國領事經過一段時間商議，提出“互保”方針告知東南幾省的督撫：剿團、護使不援京師；上海租界歸各國保護，長江內地均歸督撫保護。各省督撫對盛宣懷的這一提議深表讚同，他們派盛宣懷為代表與各國領事盡快商討訂約。這時，原先隻有英國參加的“互保”活動，引起了其他國家的注意，美、法、俄、德等國也加入進來。清政府宣戰令傳到東南各省後，劉坤一、張之洞和李鴻章拒不執行。他們和盛宣懷積極謀劃，為促東南互保的形成。盛宣懷積極奔走，代表東南督撫與外國駐上海領事代表美國人古納訂立了互保章程。
“東南互保”表麵看來與清政府的對外“宣戰”自相矛盾，但實際上對內鎮壓義和團，對外妥協二者又是一致的。因此，清朝最高統治者後來認為，“互保”對自己的統治利益有利，於是對《東南互保章程》立下汗馬功勞的盛宣懷大加獎賞，賜予其太子少保的官銜，這為盛宣懷以後的政治活動幫了大忙。
盛宣懷對清王朝是十分依賴的，他企望靠清政府的權勢來增強其經濟勢力。因而，對清末風起雲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盛宣懷是十分敵視的。對於各地的饑民暴動，他建議招撫為主，打擊為輔；對於一些比較有組織的會黨起義，他主張全力進剿。革命派以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國為理想，不斷發動武裝起義。盛宣懷為此憂心忡忡，擔心革命力量壯大，一發不可收拾。
盛宣懷為了壯大自己的經濟實力，主張鐵路幹線國有，企圖形成自己掌握的壟斷經濟體係，結果引起各地保路運動的發生，直接導致辛亥革命的爆發。
前麵講到的漢冶萍公司，是鋼鐵聯合企業壟斷組織的逐步形成。1909年，盛宣懷又重新控製輪船招商局，他所主管的中國通商銀行也有較大的發展。1910年，盛宣懷又被任命為幫辦度支幣製事宜，可以統一鑄幣大權。為此，他極力要建立自己的經濟壟斷體係。”雖然郵傳部尚書職務對其管轄鐵路提供了方便，但鐵路所有權收歸國有後不僅便於控製，且有利於與外國人進行交易。1911年，清政府終於宣布鐵路國有。盛宣懷會同度支部與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訂立了川漢、粵漢借款合同。此舉招致國內一片叫罵聲，由此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盛宣懷成為革命所打擊的對象。
武昌起義爆發後，盛宣懷力勸隱居河南的袁世凱出山進行鎮壓，並答應提供軍餉，但革命的發展形勢不像盛宣懷所想的那樣，清王朝大勢已去，且為平息眾怒，還把盛宣懷革了職，他在國內難以立足，隻得流亡日本，但輪船、漢冶萍等重要企業還在他的掌握之中。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中外反動勢力企圖聯合扼殺這個新生政權，首先在經濟上進行封鎖。遠在日本的盛宣懷也積極響應，站在反動勢力一邊，對臨時政府持仇視態度。當南京政府迫不得已要將漢冶萍作為中日合辦以及招商局作抵押向日本借款時，盛宣懷堅決反對，當然，他並不是站在民族利益上來反對，而是出於對政府的仇視。
盛宣懷失去了賴以生存的清政府以後，又把眼光盯到了袁世凱身上，他希望憑借這個實力派人物能保下他那萬貫家產。於是，袁世凱竊國為民國總統之時，盛宣懷處處表彰袁的非凡才能。因此。反對袁世凱破壞民國的“二次革命”爆發，盛宣懷竟說這是革命流毒忽又發作，咒罵“二次革命”是一次“叛亂不息”，希望北洋軍南下消滅這支革命力量。
袁世凱對盛宣懷也給予回報，盛宣懷回國後避居青島，對漢冶萍公司和招商局重新主持，袁政府在其經營、發展時給予扶持，這更讓盛宣懷感激涕零。晚年的盛宣懷，雖不如辛亥革命前那樣春風得意，但也有了個還算自己滿意的結局。1916年，這個在近代中國政治和經濟領域裏曾經顯赫一時，頗有影響的盛宣懷病逝，終年62歲。
盛宣懷是洋務活動中的中堅人物，他推行商本商辦民用企業對社會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與袁世凱勾結，仇視革命又是他人生一大敗筆。
孫中山
遠渡重洋尋求真理
孫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曾化名中山樵（ｑｉáｏ），所以中山成了他的號。他出生於廣東香山縣（今中山縣）翠亨村的一個農民家庭。孫中山童年時，家境貧困，缺衣少食，6歲就參加農業勞動。10歲開始讀書，整天背誦《三字經》、《千字文》，因為在家裏生活不下去了，12歲那年，他跟隨母親楊氏離鄉背井，到檀香山投靠經過艱苦經營已成為華僑資本家的大哥孫眉。出國遠行開闊了這個少年的眼界，他感歎世界之大，渴望去了解這一切。第二年，他進入英、美教會辦的學校讀書，學習近代科學文化知識，受到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影響，逐漸感到了祖國的貧窮落後，因而產生了改良祖國，讓中國像外國一樣富強的良好願望。他極注意外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曆史，愛讀華盛頓、林肯等人的傳記。1883年夏，他由檀香山返回祖國，從香港赴香山縣途中，對清朝官吏勒索進行抗辯。他對同船的旅客說：“中國在這些腐敗萬惡的官吏掌握中，我們要團結起來和他們鬥爭到底。”是年秋，他在家鄉翠亨村毀壞廟中北極殿裏的神像，鄉紳責難，被迫離鄉赴香港。11日，入英基督教聖公會所辦的拔萃書室中等學校讀書；次年4月，入香港當局所辦的域多利書院（中等學校，後改為皇仁書院）讀書。
1886年夏，孫中山在域多利書院畢業後，決定學醫，於是進入廣州博濟醫院附設南華醫校讀書，結識與會黨有關係的同學鄭士良；次年1月，入香港雅麗西醫書院（即香港大學醫學院前身）深造，結識該校英籍教務長康德黎和兼課教師何啟。他在學習期間曾致書香山籍的退職洋務派官僚鄭藻如，提出興農桑業、禁絕鴉片、普及教育三項建議。先在香山倡行，然後推廣全國。他課餘經常和同學在一起，暢談國事，發表反清言論。1892年7月，孫中山以最優異的成績，接受了教務長康德黎教授頒發的西醫書院第一名畢業執照並獲醫科碩士學位。於是，他開始了以醫術濟世的新生活。起先在澳門掛牌行醫，對貧窮病人免費治療，由於聲名鵲起，遭到澳門葡籍醫界排擠，被迫轉到廣州行醫。他的醫德高尚，行醫認真負責。然而，他從中法戰爭中看到了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深重的民族危機，使他對醫術濟世的效果發生了懷疑，愈來愈痛切地感到：醫生的醫道再好，也隻能救治一些同胞的生命和傷痛，“所救有限”，並不能使災難深重的祖國轉危為安，而要醫治整個國家的病痛，挽救祖國於危亡之中，必須從政治上改變中國的現狀。為了“救人救國”，他決心棄醫從政，離開廣州的醫務診所返回翠亨村．踏上了改革中國政治的新裏程。
孫中山回到家鄉，關起門，寫了一篇上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的書稿。他認為：“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是治國之大本。”如隻“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炮之是務，是舍本而求末。”這就是要清政府仿行西方資本主義製度，開辦學校，培養人才；設立農官，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開礦山、築鐵路、設工廠，采用近代機器生產；實行保護工商業的政策等等。他強調在這四方麵發展起來，“然後修我政理，宏我規模，治我軍實，保我藩邦”。那時西方國家，“其能匹哉”！這是一篇趕超西方列強國家的建設宏圖，時至今日仍有可以借鑒的價值。
1894年初，孫中山在上海先去見香山的同鄉《盛世危言》的作者鄭觀應，想請他幫助介紹會見李鴻章。結果過了半年，仍無音訊，李鴻章怎麼會見一個平民呢？
孫中山試圖以政治改良的方式富國強兵，報國無門，從而“知和平方法無可複施”，於是摒棄了改良思想，堅定地走了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道路。